协商治理主要在预防和处置阶段发挥重要作用。当发生了一些烈度升级的群体性事件,在其处置后期,协商民主也仍然发挥作用,如何对事件本身进行公开说明解释避免谣传引发再次恐慌,如何惩戒教育不法分子,如何处理后续分配正义问题,都可以通过引导利益相关方代表以座谈会等方式平等对话,逐步培育公民理性。
四、协商治理的发展动力
从刚性维稳为原则的社会管制,到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再到新时代化解社会矛盾为重点的社会治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中国已经形成协商治理这一社会矛盾化解的新机制。发挥协商治理的效能,首先是完善协商民主这一体现社会主义优势的制度。中国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的推进、人民群众协商办事的经验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协商治理的动力,未来的社会治理发展出系统的、多层次的、广泛的协商治理制度完全是拭目以待的。化解社会变化与社会秩序矛盾 标准答案: 发展
(一)党的群众路线的传统提供了思想根基
“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群众路线是中国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党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都是党的群众路线在具体制度创建中的运用。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指出“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是人民民主的真谛”。以“枫桥经验”为例,通过发动群众的力量,减轻了综治维稳的政府投入,同时收获了更好的效果。群众路线的传统使得不同层级的党委、党支部、党小组、党代表、党员组织体系,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基层协商的引领者的作用,充分运用社区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业委会、乡贤议事会、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等社会力量,以多元主体协商的方式落实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任务,形成系统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化解社会变化与社会秩序矛盾 标准答案: 发展
(二)各级党委政府的倡导提供了制度保障
我们党有群众路线的传统,今时政治实践中,也一直有党的文件对协商民主制度化建设进行论述。早在1999年6月,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一改灌输式讲课为表达式参与,创造出“民主恳谈”的基层民主协商机制,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扩大基层民主”。经过近10年的实践发展和学术探讨,2012年,“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报告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本质属性、发展目标、制度形式、实践平台、具体方法等进行规划和部署;2015年,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关于基层协商,主要目标定位为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包含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企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协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统筹推进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在地方实践触发的中央政策的推动下,“浙江、江西、广东、上海、深圳、云南红河州等地都陆续出台了加强基层协商民主建设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