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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 )
A。 两届
B。 三年
C。 五届
D。 五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A。两届
一份面向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诞生，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小康社会人民群众吃穿用玩上了档次后，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自然有了更高的需求和期待。老百姓不再只关注个人权益，更多开始与社会同行，为国家、社会的发展、进步鼓与呼。昆山龙哥反杀案、杭州取快递女子被造谣出轨自诉转公诉案、唐山烧烤店打人案等，每起热点案件全网围观人数均超五亿便是时代的印证。“真相还在系鞋带，新闻和舆论已经跑出去一百米”，形象地比喻了热点事件的现状。司法人员如果还是一如既往地按部就班，如何适应时代之变、人民之需呢？总指出：“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指明了基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新时代、新发展阶段，五年来，人民检察事业欣逢最好发展时期！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检察机关讲政治、顾大局、谋发展、重自强，以职务犯罪侦查预防职能“转隶”为转机，自上而下展开系统性理念、机构、工作变革，积极构建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法律监督新格局。因时而变，随事而制。任何改革都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五年来，检察机关深化改革创新，统筹推进内设机构系统性重构性改革，实行刑事检察“捕诉一体”，协同公安机关创建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创新对监狱、看守所“派驻+巡回”检察，拓展公益诉讼检察“4+N”更宽领域，部署实施数字检察战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连续任职不得超过A。两届开辟了法律监督体制机制建设新路径。光阴荏苒，冬去春至。五年来，检察机关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奋斗目标，走过迷茫走过彷徨，走过低谷走过沧桑，走过争议走过质疑，于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实现职能重塑、机构重组、机制重构，推动检察为民更实、更深、更加主动，运用检察力量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更高水平法治中国建设，稳中求进、守正创新，持续发力一路向前，坚定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之路。开局关乎全局，起程决定进程！“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这是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根本性要求，是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发出的最新动员令。党的二十大特别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这是新时代新征程大背景下，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党的检察事业发展作出的历史性、战略性部署，赋予检察机关更重的政治责任、法治责任、检察责任！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2018年2月，设立了23年的反贪污贿赂总局完成了历史使命，正式摘牌，四级检察院反贪、反渎和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职能、机构及44151名检察人员全部按时完成转隶。那一天，故宫东侧的北河沿大街147号，随着几辆大巴车的远去，那块当年按照张思卿检察长建议比最高检牌子短5厘米、印有金色仿宋字“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总局”的花梨木门牌永远地留给了历史与过往。转隶后，检察院引以为荣的“重要职能”没有了，很多检察官情绪低迷、很有些不知所措，工作进入低谷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3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新任检察长张军正式上任了。“转隶关上一扇窗，我们应该更有信心开启新时代检察工作的另一扇门”，新一届最高检党组对全系统发出动员令。2019年1月3日，国新办举行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被誉为检察院恢复重建以来规模最大、调整最多、影响检察全部职能作用发挥的“四大检察”第一次亮相，以机构改革为突破口，实现公益诉讼检察独立，未成年人检察单独立户，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协调发展的新时代法律监督新格局基本形成，一场“动筋骨触灵魂”的重塑性变革正式拉开帷幕。为何要进行这样一次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系统性、整体性、重构性的改革？张军代表最高检党组作了坚定的回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更高需求，不仅要在刑事案件中深刻感受，更要在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公益诉讼案件中充分感知。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童建明介绍，“长期以来以反贪、公诉为重心形成的‘三大不平衡’已经成为检察工作发展的掣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刑事检察一头沉的格局，以‘四大检察’‘十大业务’的全面充分协调发展推动检察工作满足新时代新需求”。还记得改革初期关于“捕诉一体”机制的那场讨论吗？据说至今还有人无法释怀，犹如一根“刺”卡在喉咙里。反对者认为，“捕诉一体”势必大大削弱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力度；一个人决定“捕”和“诉”，一“诉”到底，将不利于保障人权。赞同者认为，反贪反渎已经转隶，检察机关内部的左手和右手怎么形成监督？不过是身子进入新时代，思想停留在过去的固执己见而已。2018年春天第十九届全国检察理论研究年会的前夜，张军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陈卫东就“分”与“合”曾有过长达三个小时的“促膝谈心”，最后陈卫东作为学界代表表示不反对试点。本以为这件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没想到第二天张军讲话时毫不避讳主动提及最高检已经关注到学界的不同看法，同时特别提及与公安部某领导的一次对话，透露改革也是因为公安系统领导对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工作有更高期盼。重庆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贺恒扬，当过公诉人、当过地级市检察长，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检察，他对记者讲述了一段往事。那年，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专门到最高检汇报工作，和张军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恒扬，你是老检察了，对于‘捕诉一体’怎么看？”“我完全赞同。”“那你们重庆先搞个试点可以不？”“我们已经在先期试点，回去马上落实。”当天晚上，他就用手机记事簿草拟了进一步推行“捕诉一体”的想法，回重庆后和党组同志商量开始了准备工作。作为试点单位，重庆检察机关率先完成了内设机构改革。据了解，在最高检全面推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前一两年，北京市部分区检察院的轻罪案件、金融、知识产权等案件办理早就先行运用“捕诉一体”机制，积累了成功经验。至今，检察机关推进“捕诉一体”改革，完善检察权运行机制已经五年，具体成效如何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陈国庆介绍，刑事检察实行“捕诉一体”，按照案件类型重新配置刑事检察职权，办案质效明显提升，2022年退回补充侦查比2018年下降80%，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下降95%以上。刑事诉讼监督成效显著，与2018年相比，2022年不捕率从22。1%升至43。4%，不诉率从7。7%升至26。3%，为有司法统计以来新高。公安机关对不捕不诉提出复议复核、当事人提出申诉反而分别下降63%和25%，获益的是老百姓更实安全感。陈卫东对改革成效由衷赞叹，发自内心地说：“超乎想象！”赞成者关于“捕诉一体”可以形成法律监督合力的“拳头理论”得到了实践的验证。记者采访时了解到，机制运行初期的确出现过侦查监督数据不正常下滑，各地检察官也真真切切地经历了不适应的手忙脚乱，但最高检更新树立“在办案中监督、在监督中办案”理念、压实责任、强化考核、研发线上侦查监督平台，显示侦查监督力度的数据在2019年下半年开始企稳回升。2021年，最高检与公安部联合下发《关于健全完善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机制的意见》，共同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系统加强公、检两家的监督、协作和制约，以更有效的监督、更密切的协作促进侦查办案质量提升。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厅厅长苗生明表示，2022年检察机关监督侦查机关立案和撤案数据同比分别上升，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督促立案3。7万件、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撤案4。6万件，自行补充侦查延续近年来大幅增长态势，2022年自行补侦数是2018年的266倍，公诉质量提升，撤回起诉和无罪判决率则均呈下降趋势。在民商事司法实务中，民事检察监督被人们视为权利救济的“最后一根稻草”。作为民事检察监督中最为基础、也最为核心的一项业务，民事生效裁判监督集中体现检察机关在民事法律适用、司法理念方面的纠偏、引领作用，有助于推动民法典的正确施行、统一司法裁判标准。为了解决长期以来重刑轻民、民事监督疲软未能充分发挥作用问题，民事检察作为“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中的重要一环，最需“破茧成蝶”。“办理一案，带动一片，促进解决一类问题”，张军检察长“通过精准监督带动类案监督”的理念给从最高人民法院选调的第六检察厅厅长冯小光留下深刻印象。“聚焦典型引领性案件，具有司法政策创新性的案件，抗一件可提供下级检察机关和更多司法机关办理同类案件今后参照办理，这就叫精准。”冯小光表示。冯小光介绍，最高检精准办理民事诉讼监督案件，持续推进正、副卷一并调阅制度和全国执行与法律监督工作平台建设工作，指导各地民事检察部门不断探索推进民事支持起诉、虚假诉讼监督、民事检察和解、民事检察听证等新领域、新行为的检察监督，正在培育民事检察监督、当事人合法权利维护新的增长点。记者认真梳理后发现，相较于“四大检察”的惊艳亮相，刑事执行监督的部署最早，这可能与张军担任司法部部长的经历有关。他在担任司法部部长调研时，一些监狱局长反映派驻检察官有的把多名亲属安排在自己系统，扫黑除恶斗争中的孙小果案、郭文思案、巴图孟和“纸面服刑”案，更显示检察执行监督存在形同虚设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五检察厅厅长侯亚辉介绍，2018年5月，最高检针对派驻监狱检察人员相对固定、监督敏感性不强甚至被同化问题，创新试点对监狱巡回检察工作机制，改“派驻”为“派驻+巡回”。半年不到，2018年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修改，巡回检察制度被纳入，最高检贯彻执行中，又创新开展从省内再“跨省”交叉巡回检察，促进长治常效。二小凡（化名），54岁的父亲因中风瘫痪在床十余年、妈妈和妻子没有工作，家里还有一名年仅7岁的儿子，靠着经营小旅馆每天30元至100元的收入，日子虽然紧巴些，还算勉强过得去。意外，在2022年的夏天，如一道闪电“击碎”了小凡那清贫但温暖的家。2022年5月某日晚，被告人付某（已诉）在当地酒吧喝酒时与吴某发生口角并引发斗殴，两人分别打电话喊人到场助阵。作为吴某的朋友，小凡等人赶到酒吧，与对方互殴，并在互殴过程中使用了啤酒瓶致人受伤，警察到场后双方人员逃散。7月26日，小凡因涉嫌聚众斗殴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被批准逮捕。2023年1月，当大多数人沉浸在新春将至的喜悦中时，小凡妈妈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小凡父亲出现在检察长和案件承办检察官面前。小凡妈妈哭诉着这个风雨飘摇的小家生活的艰难，希望检察机关能为儿子变更强制措施，不致影响家计。根据当事人亲属的申请，检察机关于当日启动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程序，全面审查案件后认为：小凡本人安分守己，无违法犯罪前科，参与斗殴只是出于哥们儿义气一时糊涂，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小凡自愿认罪认罚，真诚悔罪；同时，经社会危险性量化评估，对小凡采取非羁押措施不具社会危险性。2023年1月20日，除夕的前一天，小凡被检察机关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卯兔新春，正月十二，空气里烟花爆竹的烟气还没消散，记者来到距离南充一百多公里镇上小凡的家里。屋子有些凌乱，父亲躺在床上不能说话，电视旁散落着孩子的金箍棒、小汽车，我们刚坐下，一个小男孩拿着一张粉红色的信纸双手递给了检察官小陈，稚嫩的笔迹歪歪扭扭地写着：“谢谢jiǎn chá官叔叔阿yí，让我爸爸回来陪我！”问他几岁了？回答七岁。我们想让小朋友回房间里去玩，孩子含着泪嗫嚅着不愿离去。在检察官结束与小凡的谈话下楼时，小凡妈妈悄声对记者说，“小凡错了就是错了，应该受到惩罚。好在检察院年前让他回来，现在邻居还不知道小凡的事儿，不然这个春节我们头都抬不起来”。记者了解到，小凡之所以能被变更强制措施，得益于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落实，得益于最高检自2021年7月部署开展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202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匠心独运，首次通过20年来刑事犯罪结构变化解析“两大奇迹”背后的法治密码：从1999年至2019年，我国刑事犯罪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严重暴力犯罪持续下降，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上升到85%左右。同时，自2018年10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时正式确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来，在公检法司各机关的不懈努力下，刑事案件办理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率逐年上升，近年来都在90%以上，犯罪嫌疑人认罪服判成为常态。两方面因素叠加，较轻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险性在整体上大大降低。刑事犯罪结构发生变化，司法政策必须与时俱进。为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彰显中国特色刑事司法制度的优势，最高检适时提出“少捕慎诉慎押”检察办案理念：在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的同时，对大多数犯罪情节较轻、初犯偶犯等依法从宽处理，严格把握逮捕、起诉、羁押标准，可捕可不捕的不捕、可诉可不诉的不诉、可押可不押的不押，促进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悔罪、减少社会对立面、厚植党的执政根基、增进社会和谐因素。2021年4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将“少捕慎诉慎押”正式确立为我国刑事司法政策，写入2021年工作要点。随即，最高检部署开展了为期半年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专项活动，并于2022年初将专项活动延长至2022年底，要求各级检察机关扎实推进，对确无羁押必要的，依法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减少不必要羁押。专项活动主要针对实践中存在的轻罪案件羁押率高、构罪即捕、一押到底和涉民营企业案件因不必要的羁押影响生产经营等突出问题而展开。苗生明表示，“过度适用羁押措施背后所反映的以押代侦、以押代罚、逮捕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标准虚置等问题已经不适应犯罪治理现代化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2021年全年，检察机关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17。7万件次，是2020年的3。3倍；2022年全年，检察机关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数已达25万余件次，比2021年进一步增加44%。两年间，有9万名未决羁押人员变更为取保候审等非羁押强制措施。“通过专项活动，确保各个羁押环节准确适用、及时变更羁押强制措施，对健全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