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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概述
1.2.1 国外研究综述
国外研究者们对贫困的定义和反贫困理论的认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变化的。十八世纪，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最早涉及贫困问题[1]。十九世纪，马尔萨斯与马克思分别在《人口论》和《资本论》中提出了反贫困理论，但都没有对贫困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直到二十世纪初，朗特里和布思才对贫困提出明确的定义。不过仅仅是从静态、纯经济角度定义贫困问题，认为家庭总收入不足以支付仅仅文持家庭成员生理正常功能所需的最低量生活必需品开支时，其家庭就是贫困的[2]。
国外学者对于消除贫困的相关理论称为反贫困理论，目前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纳克斯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其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是由两个恶性循环导致的：一是低收入导致低储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再到低收入；二是低收入导致低购买、低投资、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再到低收入。这两个循环相互作用，使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经济缓慢发展的情况以至于难以摆脱贫困。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则必须加大投资力度。
奥斯卡•刘易斯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该理论认为贫困除了是一种经济状况外，还是一种文化体系，贫困群体因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而这种贫困文化会对摆脱贫困产生非常明显的阻碍作用。除此之外，贫困文化还会对周围以及后代的人们产生影响，使得贫困成为一种传统而传承下去。克服贫困的关键在于改变这种贫困文化，使贫困群体脱离贫困文化的束缚，脱贫致富。
舒尔茨提出了促进人力资本形成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发展是受众多因素影响的，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即人的质量决定了经济发展的质量，贫困人口以及贫困的国家无法摆脱贫困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人的质量水平不高并且忽视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所以要重视人力资本以及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通过全面提高人的知识、能力、综合素质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
缪尔达尔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该理论认为影响贫困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缺乏和社会分配制度不合理。贫困国家要从土地、教育、权利关系三个方面进行改革从而实现分配制度的公正，提高资本形成的能力。
1.2.2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对于此相关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在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整个经济学理论就不完善，还没形成体系，社会生产力也十分落后，中国的学者、专家们虽然也在他们的一些不同领域的研究著作中提及到贫穷的相关问题，但对贫困问题系统、完整的研究并不多，也没有与之相关的具备完整体系的反贫困理论。在新中国成立后，和政府虽然努力改善民生，积极进行反贫困工作，但是因为政治原因，中国政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拒绝承认贫困存在的。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发展国家时，专家、学者们才开始对贫困问题进行系统、完整的研究，包括贫困的定义、致贫因素、贫困的标准、贫困人口的划分、贫困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扶贫政策与方法等，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反贫困理论体系。
我国对于反贫困理论的研究一是集中在政府干预，强调财政作用。孟春[6]和刘冬梅[7]从扶贫资金、税收优惠政策以及财政体系三个方面对我国扶贫政策及其效果进行分析，强调政府干预与财政扶贫机制创新的观点。李秉龙等通过分析财政扶贫资金投入与农村贫困人口数目减少、纯收入增加的关系，认为对于扶贫来说财政扶贫资金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并以此理论为基础提出了公共物品供给均衡化发展战略[8]。二是集中在扶贫资金使用效率方面。樊胜根[9]等通过比较分析各种公共投资分别对于减少贫困人口、增加收入的贡献，来给出政府投资项目的优先顺序，即哪种项目对于扶贫效果最明显，提出了政府在增加农业投资的基础上，要同时增加对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充分利用扶贫资金，提高扶贫资金效率的结论。汪三贵、李文[10]通过分析扶贫资金流向的项目以及该项目带来的扶贫效果，认为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投资比例应该加大，特别要解决农民看病难、子女受教育难以及农业技术培训难等问题。三是扶贫模式方面。刘清荣、程文燕[11]和李周[12]针对当下政府扶贫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共同弊病分析原因，分别提出NGO扶贫方式和社会扶贫方式来避免传统扶贫方式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弊病。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沈红[13]博士则强调了扶贫不仅仅是物质的援助，扶贫过程中人才是主体，才是最主要的扶贫对象，认为应该通过参与式扶贫的方法使贫困群体获得自我发展的能力，并给予合适的机会使之能依靠自身的努力摆脱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