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理论认为,个体经济收入一方面能满足人们的当前欲望,另一方面也会刺激更大的欲望的产生。个体欲望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而扩大。傅红春提出欲望增长率,她认为如果欲望的增长率不如收入的增长率,收入增长会带来幸福感提升,但是,如果个体欲望增长率超过了个体的收入增长率,个体的幸福感就不会增加 。也有学者从需求角度给出了类似的解释,即收入作为个体生存发展所必要的物质基础,伴随着收入的提升,个体的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后,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从而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倘若要满足这些更高层次的需求,个体必须追求更高水平的收入。因此,由于存在更高层次的需求,收入的提升不能带来幸福感显著的提升,只有微弱的影响 。
抱负水平理论与欲望理论类似。该理论主要代表是“幸福悖论”的提出者Easterlin,他在2001年曾提出“生命周期理论”,他认为在个体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抱负水平与收入水平共同提升,中和了收入提升对效用的提升作用 。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在收入与幸福感两者关系研究上甚至走的更远,他们认为幸福和收入无关,更有甚者,竟认为金钱收入会带来消极的情感。这些学者主要是一些心理学家,他们从心理学角度出发,通过调查发现,财富会首先引起人们的消极情感。例如,美国一位心理学家发现,大概两万个左右的被调查者在选择形容词形容“money”时、焦虑、失望、愤怒和无助等情感处于前列,此外还有嫉妒、怨恨、恐惧、等消极感情,其后才是幸福和兴奋等积极情感 。
另外一个从心理学角度出发给出的比较特殊的理论解释是焦点幻觉,即个体倾向于放大所关注问题的影响。焦点幻觉能引起不同收入水平的个体产生不同的幻想倾向。Kahneman的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低于 2万美元的家庭成员,会幻想更多的坏场景和更多的坏心情;而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成员,所幻想的坏场景和坏心情较之于实际情况也有放大,但夸张的程度有限。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焦点幻觉是影响高低收入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原因 。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家庭及配偶收入的角度丰富了对收入与幸福感两者关系的理论认识。例如,张会平认为,较低的家庭收入会给夫妻生活带来较大程度的压力,他们不得不精打细算地应对生活上的收支平衡,因此极易产生沮丧和抑郁等消极情感。这种消极情感毫无疑问会影响夫妻间的和谐关系。此外,他进一步指出,尽管女性越来越多的进入职场,但传统社会文化中,丈夫往往承担养家角色,因此对家庭经济条件负责,如果家庭收入不理想,那么妻子极有可能认为丈夫没有很好的完成自己的角色,导致妻子婚姻幸福感降低 。郝身永和文雯的研究发现,配偶的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能一概而论。一方面,配偶收入提升可能对幸福感存在正向影响,因为配偶的收入能提升家庭总收入,改善家庭经济水平。另一方面,配偶收入提升可能对幸福感存在负向影响,因为,配偶收入越高,个体在家庭中的议价能力相对越低,进而影响自身的话语权与决策权,从而对自身幸福感产生负向影响 。
2.1.2相对收入与幸福关系的相关理论
与绝对收入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研究的丰富成果相比,相对收入与幸福感的理论探讨则相对较少,大概可以分为社会比较理论和相对剥夺感理论两大类。社会比较理论认为,个体在做出某一判断或选择前,倾向于将之与同类群体进行比较,相对位置对个体的比较结果或判断更为重要,而非绝对位置,在个体收入判断时亦是这样。个体会把一种标准作为自己的收入比较对象,比较的结果对幸福感有重要影响。田国强和杨立岩的研究结论类似,他们认为,个体的幸福感与个体的经济收入正相关,但是与整个社会的平均收入,即所谓的“攀比标准”负相关,当经济发展,社会整体收入的提升,“攀比标准”相应的提高,导致幸福感变化不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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