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和民主问责指标落后的重要原因是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不足（郁建兴，2012）[2]，显然中国的管理者和政策制定者意识到了这一问题，2015年7月6日至7日，首次召开群团工作会议，强调了群团工作的重要性，要求群团组织去机关化，提出群团组织加强政治性、先进性、服务性和群众性的目标，可见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和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主要路径——以党的群团组织为媒介，在坚持中国党领导的前提下，走群众路线，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组织不能获得独立性。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指示在基层政府遭到了一定程度上的误读。地方政府在现实需求下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开展协同治理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对这些社会组织一定程度上的管理和控制，无论是组织的资源、职能、运行方式还是活动范围。西岗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一位资深工作人员向笔者正色道：“社会组织是政府职能的延伸，笔者期望社会组织的独立性是不正确的。”这种认知来源于她所在的基层政府长期以来的施政方针，也会影响社会组织和政府协同治理的发展潜力。

而对于有些基层政府和领导而言，这样的政府-社会组织关系是权衡之后的选择，但是权衡的主要方面是政府效能，甚至是个人政绩，或者是维稳的行政逻辑。访谈中，尽管最终的决策和执行颇有相似之处，但是行政领导的思维过程大相径庭：有的长期在体制中僵化的思维方式指导下的紧跟“上面”步伐，这种情形下的政府-社会组织关系更倾向于领导、控制；有的希望在现行的政策和规则之下有所作为，这时的政府-社会组织关系主要是帮扶和信任，但是社会组织的独立性不足；也不乏领导者能够尽己所能多加支持并放宽管制，令人欣慰的是相应的社会组织发展较其他地区会呈现更强的活力。

在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框架下，基层政府形形色色的施政方针体现出体制发展的不足，以及地方政府对于协同治理建设的需求和迷茫。地方政府不仅需要进一步了解协同治理的理论内涵，更需要了解不同治理模式的运行效果，以便于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效率。

现有的协同治理研究文献中，理论研究包括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协同治理的内涵界定、标准化的协同治理模式等，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理论较为丰富；关于协同治理实践的研究，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单独个案研究，学者们通过个案分析协同治理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并研究其模式推广的价值，对协同治理理论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遗憾的是，个案研究在国外比较普及，中国学者大多进行协同治理的政策分析和环境分析，由于缺乏实证研究，所以没有一手研究数据，其结论的信度和效度易受质疑。

一方面是政府提高治理能力的必需，另一方面是目前相关研究存在不足，因此，本文选取妇联这一颇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内社会组织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来深入了解体制内社会组织参与协同治理的方式和现状，并根据效果和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予以分析和评价，为进一步探索高效的中国协同治理模式提供研究基础，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协同治理的价值取向

2。2　从外包型政府到协同治理

2。3　协同治理的内涵

2。4　研究方法

3　理论假设

3。1　变量及操作化

本文的自变量是协同治理过程中行政性的强弱。关于“行政性”，没有非常准确的定义，可能这是一个过于宽泛的术语，学者试将其理解为明显的政府导向性，趋向于使用行政化或官僚化的逻辑和方式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