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帝王宗教政策之形成背景

尽管经历了唐末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混战征伐,以及宗教史上最为残酷的三武一宗“灭法,两宋宗教仍缓缓恢复并发展起来,三教融合进入成熟期,宗教世俗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顺应历史发展形势,三教日趋融合

儒。释。道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论文网支柱,虽然在历史上三教之争此起彼伏,但实际上却互补互融。协调发展,共同趋向三教合流。中国历史上三教融合经历了一个从文字上相互诠释。社会功能上互补。最后达到哲学理论上融会贯通的三步曲。“[1]9可以说在两宋时代,三教合流由量变发展到质变,进入成熟期。

唐末宋初,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始则安史作难,中因会昌废除,后因五代兵火,教藏灭绝,几至不传。“因此许多依赖施主布施的教派都举步唯艰,惟有号召儒释合一“三教同流“的禅宗很快得到了恢复。宋禅不仅在文字上与儒学相互借鉴,出现了大量语录灯录评唱击节注疏性著作,在思想上更是打通儒释,援儒入释,在深层次上与儒学融为一体。佛门弟子契嵩。智圆便是宣传三教合流“思想的典型代表。宋禅所追求的即心即佛,重在心中的宗教体验,将对外在天国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调适,实现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深受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欢迎。另外,通过提倡禅教并重“和儒释合流“,佛教内部诸宗派间及与教外儒。道两家的思想融合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宋代可谓是道教继唐之后的又一辉煌发展时期,以修心养性为宗旨的内丹学日益发达和成熟。出于对羽化飞升。祭醮禳禁等荒诞鄙俗的巫术化道教的厌恶情绪及对修心养性。返璞归真的老庄之学。明心见性的禅宗之学及复性明理的儒学的景仰,以陈抟。张伯端为代表的道家学者吸取儒释思想,建立起完善的内丹炼养体系,促成了道教修炼理论在宋代的重大转变。张伯端在悟真篇中指出三教虽分,道乃归一“,只有将三教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身心性命之学。

宋初在佛道二家的影响下,从周敦颐开始,将宋初正在复兴过程中发生转变的佛道的修养方式。修养对象和修养目的移植到儒学中来。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提到如果说,儒家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伦理道德上来要求人们‘复性’,禅宗是从个人内在精神的升华上来要求人们‘明性’,那么,道教就是从个人的生命保存上来要求人们‘养性’的,而这个‘性’,却都是摒除了人的情欲。人的本能。人的具体内容的抽象的心性“。这种把生理。心理。人生情趣乃至理想联系起来,主张向内心。本性寻觅人生真谛的意向颇受士大夫的青睐,构成了士大夫最欣羡的一套人生哲理与行为模式,而士大夫的这一普遍心理又反过来促成了三教合流。

二。宗教世俗化程度加强

中国宗教自古以来就表现出较强的世俗性,深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世俗性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首先表现在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宗教信徒们极力淡薄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将出世之宗教完全变成世俗化的宗教,即从泛泛地提倡普救众生,转向实际地忠君爱国和天下国家思想。正如范文澜先生指出的佛教徒如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惯例,使佛教汉化“,则是无法立足的。因此宋初延寿就提出要求佛教回到世间,参与辅助王政上去。克勤更直接地认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奉敕撰宋高僧传的赞宁进一步提出佛法据王法以立“的主张,,认为王法“是世法“的最高准则,佛法入世,自然应以王法“为最高准绳。他在进高僧传表中自称臣僧“,并于禅苑清规中进一步提出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将国家行政长官放在了祖师之上。宋代佛教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抗礼的时代,僧尼必须绝对地臣服于君主的权威。有学者认为宋代佛教引进‘天下国家’和‘忠君忧时’,开辟了古代佛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途,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483高僧们提出的忠君爱国“并不仅限于口头空谈,大慧宗杲就用忠义心“来解说作为成佛基石的菩提心“,认为二者名异而体同“,他本人因参与张九成反秦桧和议而被流放衡阳。著禅林僧宝传的惠洪,与当时反对蔡京。主张变革的张商英结交,终被流放朱崖。建炎三年(l129),金兵陷杭。越明诸州,众僧遍颂保国安民“,振发忧时保国“的士气,律主元肇被虏,行至京口自杀身亡。当蔡京。秦桧。贾似道之流相继祸国殃民时,道士中也有一些忠义“之士,他们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生死于度外,为民族大义奔走呼号,可谓大义凛然“。如青城山道士安世通在宁宗时为讨伐吴曦叛乱献计献策。恭帝德元年(1275)当元巴延会兵攻入常州时,道士徐道明以身殉国。

其次表现在中国宗教深受家族主义的价值取向和结构方式的影响,无论佛道皆模仿家族的辈份关系建立组织体系,且采用家族内称谓,如徒弟称老师为师父,师称弟子为徒儿,平辈之间则以师兄师弟。师姐师妹相称,有如一个大家庭。祖师门下不仅有长幼之序,还有嫡庶之分,众弟子中得师父衣钵者为嫡传,可以承祧师位,其余则为旁出。寺观庙产的继承制亦按家族原则进行。

再次表现在宗教文化广泛渗透到民情风俗中,举凡一般人的婚丧嫁娶。日常生活都包含了宗教成份。城市经济的繁荣强烈地刺激了寺院经济同世俗社会的联系。庙会是宗教文化与民俗相结合的典型代表,东京梦华录中已有汴梁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供万民贸易“的记载。建立于隋唐的无尽藏“被扩充成纯粹商业性经营的长生库“,寺院还普遍开设碾。店铺。仓库等商业性服务项目,发展营利事业。同时寺观也积极参与公益活动,诸如架桥铺路。掘井造林。施药治病。救灾济贫等。

最后表现在神佛形象的世俗化。入宋以后,许多神佛的神圣意味逐渐淡薄,他们从高入云端的莲座走进世俗社会的千家万户,甚至市井勾栏瓦肆,亲切而可人意,大多大慈大悲“有求必应“。甚至神佛地位愈显赫,其人间气息也愈浓厚。云笈七签记载泰山神坐跨青龙,身着青袍,头戴苍碧七称之冠,身佩通阳太平之印“,身后还跟着一大群文臣武官,其气派已俨然是人间帝王了。神佛形象世俗化最典型的要属观音形象的男转女。观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是最贴近百姓生活。最受百姓爱戴的一位菩萨。观音本为男性,随着神佛人间化。世俗化的进程,到了宋代,竟变成一位用自己的手眼救了父王的妙善公主。[3]332观音由男转女,更切合观音慈悲为怀的性格特色,因为女性要比男性更富于同情心。慈爱心,更具有温柔善良的天性,对广大女性信徒来说是一种鼓舞。

随着三教融合进入成熟期,宋代宗教的世俗性进一步增强,而宗教与现世的紧密结合,可以给任何人以心理慰藉,对在位的帝王将相,它承诺延祚增寿,赐福加禄;对失意的文人墨客,它提供精神的避风港;对有意为善者,它许诺来世的福报;对作奸犯科者,它提供善恶有报的因果轮回之说。总之,它满足社会各个阶层人们的需要,使人们各取所需。各有所得。[4]宋代帝王就是在此背景下顺应形势,采取因势利导的姿态,制定了扶植兼控制。引导兼利用的宗教政策。

论宋代帝王宗教政策之形成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