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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现有研究主要将农民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在消费方式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不同的特征。已有的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多立足于研究者自身的视角，忽略了研究对象的自身主观能动性及内在的需求，研究方法方面，现有研究主要采取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较为欠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合从宏观、微观两个角度，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采取定量研究的方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消费方式，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本次研究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和消费方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次研究通过对南通市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和消费方式的研究，意图探寻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特点和身份认同的现状，进而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正确处理身份认同和消费方式的关系，从而探索突破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困境的突破的有效途径，确保现代化建设的持续、高效进行。
2 文献综述
2．3 农民工身份认同与消费方式研究
作为一个新兴群体，新生代农民工出现时间较短，国内许多文献主要研究整个农民工群体身份认同和消费方式，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比较薄弱。
2.3.1 农民工身份认同的研究
（1）宏观角度
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农民工与城市居民处于一种隔离状态，户籍、身份等因素约束了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面对这种不公平的待遇，农民工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是接受自己“边缘人”的身份，并说服自己接受这种制度因素带来的不平等待遇（陈映芳，2005）。另一方面，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加快，农民工群体便试图通过各种新的方式为自己建构新的社会认同(王卓梅，2012)。与父辈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生活、消费方式表现出更多的认可，在消费行为方面呈现出模仿城市居民的特征(纪江明,2013),与原有的农民身份相比，他们更愿意获得城市户籍 (李伟东,2009)。
除了户籍制度外，身份认同还与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深层文化因素息息相关。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过程，也是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过程。从初期刻意的模仿城市居民的穿着到将生活方式内化为一种习惯，农民工开始自觉接受城市的文化特色(周明宝,2004)。在社会交往方面，农民工认为，农民工这个身份是外界、特别是城市居民强加给他们的偏见，部分农民工甚至自我否定其农民工身份(彭远春,2005)。
（2）微观角度
目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农民工的身份具有过渡性的特征。作为游走在城市和农村的“边缘人”，他们依旧是城市人眼中的农村人，而作为身份认同的主体，绝大多数农民工否认和模糊自身农民户籍，认为自己是城市人（闫超，2012）。务农时间越短、留在城市意愿越强烈、对城市的印象越正面的农民工，对于农民工身份的认同感越低（彭远春,2005）。
初期，农民工只能被动地接受外界定义的身份认同，随着自我意识的提高和市民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农民工已经可以主动选择如何建构自身身份，具体过程如下：通过炫耀性行为淡化原有的农民身份——以城市居民为参照，选择消费方式，完成经济层面的市民化——自我素质提高，实现社会、文化层面的市民化（刘胜，2010）。
2.3.2 农民工消费方式的研究
作为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农民工的消费观念兼具城市现代化和农村传统化的双重特点，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消费观念（王劲松，2007）。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为了应对现代化城市文化的冲击，更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农民工在消费方式方面趋向于模仿城市居民，并表现出较强的融入城市的愿望；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减少消费支出，增加储蓄，为将来回归农村做好准备（康有财，2009）。从恩格尔系数和居民消费支出来看，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农民工。但在消费带来的满意度水平测量中，两者差距却不太明显。究其原因，是因为农民工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较高 (钱雪飞，2003)。农民工消费观念的形成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与农民工自身条件、受城市影响程度、所处消费环境密不可分，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方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消费类型呈现出多样化，消费行为现代化，消费心态趋向于前卫（严翅君，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