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学者林水波、张世贤认为：所谓政策问题，乃是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大多数人察觉到或者关心到的一种情况，与他们所持有的价值、规范或者利益相冲突时，便产生一种需求，受剥削或者不满足的感觉，于是通过团体的活动，向权威当局提出，而权威当局认为所提出的属其权限范围的事务，且有采取行动，加以解决的必要者。[3]

宁骚认为：统治集团或社会大多数人感觉到现实中出现的某种情况与他们的利益、期望、价值和规范有相当严重的矛盾和冲突，进而通过团体或组织活动要求有关社会公共组织和政府采取行动加以解决，并被后者列入政策议程的社会问题或公共问题。[4]

其实他们的理解都有共同点，从以上观点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关于政策问题的构成要素：一种客观的存在；被大多数人所感知、关注；价值、利益冲突的强烈要求；团体活动；政府认为有必要采取措施解决问题。

政策问题构建又被称为“政策问题界定”、“政策问题认定”“政策问题构造”及“政策问题确认”等。政策问题实际上是从“问题→社会问题→公共问题→公共政策问题”的过程。政策问题构建则是指对政策问题的察觉、界定和陈述的过程，这是一个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度。

（二）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是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它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信息传递的载体、渠道或者工具，主要有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另一部分是社会组织从事信息的收集、处理，即传媒机构，主要有报社、电视台、电台、网站等。郭庆光明确提到，报社、电台、电视台等媒介机构是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复制和传播的专业组织，从其生产规模的巨大性和受传者的广泛性而言，我们又把它们称为大众传播者，或称为大众传媒。[5] 因此，大众传媒有两种不能单独分开的身份，传播者和传播机构，传播者是传播的发起人，传播总需要一定的工具，传播的主体和传播的工具不可分离。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二、大众传媒在政策问题构建中的作用

（一）传递信息，提供渠道

政策问题构建的科学化、合理化需要公众的广泛参与。随着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发展，公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在不断加强，但是公民通过听证会等形式的参与方式可能会流于形式。例如成都的胡丽天、缪冰虹被称为“听证专业户” ，2010年湖北鄂州市规划局召开了一场假听证会，而参与的住户代表均为冒充。听证会代表的选择不够科学，对于代表的选择没有一套严格规范的程序；许多的听证结果往往是行政的选择，听证会成了一种形式，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种种原因致使公民参与存在不足，听证会流于形式。大众传媒则为公民的参与提供了条件和渠道，尤其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它的开放性、自由性、匿名性等使普通公民能在网上直接平等的进行政治参与，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利益诉求。政府通过大众传媒来传递有关政策问题的信息，使公民能了解有关政策，发表自己的观点意见；公民也能通过大众传媒传递信息，使政府能了解公民的需求，制定出合理的政策。大众传媒为公民与政府提供了交流、讨论的平台，关注社会变化，增加了政策问题的来源，为公民意见的实现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二）发现问题，制造舆论

生活中存在许多的问题，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能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普遍关注，都能成为政策问题，有的问题能够很快被解决，而有的问题则迟迟得不到解决，主要的原因在于有些问题表现的不明显，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能关注所有的社会问题，不可能处理所有的社会问题，而大众传媒通过敏锐的观察力和洞察力发现社会上的新问题、新变化，借助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手段，对问题进行客观、准确的分析报道，使少数人关注的问题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引导公众参与、讨论，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从而引起政府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