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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明朝对外政策影响。自郑和七下西洋后国力大减、国威日下，且东南海域倭患严峻，朝廷明令“片甲不得入海”、海禁由此开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往来受阻，回族穆斯林与伊斯兰教中心处于长期隔绝状态，且政治地位大不如元朝，伊斯兰的传播与发展走入低谷。
三是传统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影响。唐宋元时期的穆斯林蕃客主事经商的人数不少，但回族主体人群当属元初由中西亚被签发而来的军士及工匠艺人，因而往来迁徙不定，经济生活难以保障，且受中国重农抑商之限；明代，回族历经数百年发展终于形成以农为主、兼营商业与畜牧业的民族经济形态，实现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生活趋于稳定，并最终在各地定居下来。
基于上述原因，回族穆斯林有志之士胡登洲 “慨然以发明正道为己任，收徒讲经，立志兴学” 发起以学习伊斯兰经典和以儒释经的民族教育，以期文持伊斯兰教在回族群体中的地位，在家里招收学生办学；随着规模的扩大搬到了清真寺，从此清真寺成为回族教育与文化传播的主体，经堂教育应运而生。伊斯兰教于回族而言，代表的不仅仅是宗教信仰，更是一种影响其生活方方面面的文化体系，是一种影响深远的生活方式，从新生婴儿到生老病死，她贯穿于人的一生两世 ，因此“绕寺而居”成为回回民族日常的聚居特征。所以，无论是繁华的大都市还是贫穷的小山村，有回族定居就会有清真寺建筑，有清真寺必定有经堂教育，这是回族教育的一大特色。
（二）云南昭通经堂教育源起
李正清《昭通回族源流考》 指出，明初朱元璋为加强对黔西北、滇东北地区政治上的控制，进而稳定西南大局，派遣傅友德率兰玉、沐英等回族将领及回兵以今贵州威宁为据点，屯兵驻守，驻守的回族屯军在为朝廷守土争城的同时逐步向民户转化，成为地道的回族；同时在昭通葫芦口、八仙等地亦有上千回军屯垦，昭通回族由此形成。清政府则利用回族协防西南边疆，并进行改土归流。参与军事行动的哈元森将军所部回族将士被授予在昭通开发领土之权，且以优厚的条件招垦，使威宁、宣威、会泽等地回民大批前来垦植，奠定了昭通回族的分布状况。随着回民在昭通的定居，传播回族文化和民族教育的经堂教育亦最终在此生根发芽、枝繁叶茂。
伊斯兰教是入世的，提倡改革与创新、反对因袭和盲从，坚持与时俱进、主张在社会大环境中生存与发展。所以旨在传承伊斯兰文化的回族经堂教育不仅仅是传授宗教知识，它还与回回民族的生存发展紧密相连，更加注重联系现实，以使自身更好地融入不断发展的社会，故在不同时期做出相应改革以便更好地顺应社会环境。昭通总辖11个县区，回族聚居于昭阳区和鲁甸县，在国家深入开展改革和科教兴国的影响下，两县区的经堂教育亦紧跟时代步伐、适时地调整自身教育理念、模式，欲与国家和社会共同迈向新未来。笔者在查阅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昭阳区和鲁甸县两县城乡中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几所清真寺（乡村的是昭阳区布嘎清真大寺、小龙洞清真寺和鲁甸县桃源拖姑清真古寺，城区的昭通毛货街清真古寺和东大寺、鲁甸文屏清真大寺和南城清真寺）进行了实地走访调查，了解到——由于农村和城区经济条件、师资水平、教学设施等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所以作用于教育上二者亦有所区别，笔者将通过以下内容作详细介绍。
一 农村经堂教育分析
（一）农村经堂教育现状
工业基础薄弱的昭通，回族自扎根于此始，充分发扬勤奋与吃苦耐劳精神，与其他民族共同谱写了近现代昭通乌蒙山区农业文明的历史。昭通回族为了满足自身的精神需要与追求，也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笔者在综合考虑各清真寺办学历史和所辖人数等综合情况后，选取了几个回族乡中较有代表性的三个——昭阳区布嘎清真大寺、小龙洞清真寺和鲁甸县桃源拖姑清真古寺进行走访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