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字典》的部首基本上从造字法着眼，一般把同一形旁的字归为一部，包括变形部首在内，如“刀”部包括“刂”，“火”部包括“灬”。有的部首同实际字形不一致，如“阝（左）、阝（右）”就有左“阜”右“邑”之说；带“辶”的字在“辵”部等。

《辞海》的部首从实际字形着眼，同一形旁的字不一定归为一部，例如同形旁“刀”的“劈、刊、辨”，分别属于“刀”部、“干”部、“辛”部；把变形部首另列出来，例如“人”、“亻”分为两部，“阝”、“辶”也作部首。实际上偏旁和部首并没有冲突，只是着眼点不同，但是许多语文教师通常会混淆这两个概念，把偏旁和部首混为一谈。这在识字教学中是不可取的。

在语文识字教学过程中，有些字的部首是很出乎意料的。例如，苏教版一年级上册语文教材第66页的“贼”，教师这样教学：“贼”是贝部，表示钱财的意思，可以理解为贼偷钱财。但是“贝”的本意并非钱财，而是贝壳的意思，那么 “贼”，是偷盗者，偷盗者和“贝”有什么关系呢？并没有关系，是教师在字理的认识上出现了偏差。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明确写出：“賊，敗也。从戈、則聲。”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贼，应是戈部，而并非贝部。虽然“贝”作为“贼”的偏旁并没有错误，但是教师牵强的解释必定是对字理的曲解，对学生的发展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3.3曲解字理

字理识字教学法的创立无疑是识字教学的重大突破，它运用汉字表形表义的特征，将汉字的一笔一划的意义生动形象地展现出来，吸引学生的兴趣，提高了识字效率。然而，不少教师，为了一味追求识字效率，将一些字的字理牵强附会地教给学生，一方面会加大孩子的记忆负担，另一方面，孩子也会在思维中产生混淆，错字、别字的出现率也会大大提高。

例如，笔者在淮阴师范学院第二附属小学见习时，一位语文教师在上《“黑板”跑了》时，这样解释“考”的意思：

师：(先写出了“考”字，再在“考”字旁边写上了“试”、“查”)“考”，在我们日常学习生活中很常见，平常做的试卷就是考试，有领导来听课就叫考查。这些就是“考”的意思。

然而，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考，老也。从老省。”可见，“考”在古代不仅仅指考试、考查，它的本意指的是年纪大的人，所以古有“考妣”之说。虽然老师试图用展示“考”字并组词的方式，和运用日常生活中的事例的来解释意义的方法使学生记住“考”的意义，但是他因顾形思义，过分追求字理，从而作出牵强的解释，犯了缩小字义的错误。

再如，对“乌”字的教学，教师从熟字“鸟”着手，告诉学生：“鸟儿失去了一双眼睛，眼前一片乌黑。”“乌”在《说文解字》中这样解释：“孝鳥也。象形。”这才是“乌”的本义，孝鸟就是乌鸦，只是因为一身黑羽毛，后来才引申为乌黑的意思。教师虽然勉强地将“乌”和“鸟”结合在了一起，但是如此地牵强附会，明显抛弃了“乌”作为乌鸦的本意，犯了顾形思义的错误。

可见许多汉字的字理，随着时代的发展，意义也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一些，在教学过程中，虽然这种存在认知偏差的识字教学取得了较好的识字效果，但也只是表面上的效果，对于其中的伪科学性还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教师应该建构科学准确的汉字字形与字义的字理关系，教授给学生准确的字理知识，从而才能提高学生的语文学科的文学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