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可见，通过人情来往可以积累和维系关系网络，但是伴随着关系网络的生成与应用导致的结果却是人们对正式制度信任的削弱。简单来说，就是人们在运用人情关系时，便降低了对政府的信任度。这也就是人情关系对政府公信力会造成显著的“挤出效应”。

3 变量选取与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将结合CGSS中关于政府信任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Stata13。0软件，构造多元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重点在于检验人情支出是否挤出了政府信任，并进一步地检验这种挤出效应在城市和农村地区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各个变量的详细说明与计量模型的设定如下：

3。1 变量的选取

本文在构建多元回归计量模型时，选取本地政府信任度为被解释变量，选取人情支出、收入、政治面貌、社会地位、年龄等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3。1。1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居民对本地政府信任度作为被解释变量。在CGSS2010问卷中，关于政府公信力问题的设计是：“您对于下面这些机构的信任程度怎么样？”受访者需要在1至5的分数之间给出答案，其中：“5分表示完全可信、4分表示比较可信、3分表示居于可信与不可信之间、2分表示比较不可信、1分表示完全不可信”。问题给予的机构有：中央政府、本地政府(农村指乡政府)等12项，本文只选取对本地政府的信任度。因为我国当前政府公信力存在层级差现象，最形象的描述就是：“中央是亲人、省里是好人、县里是坏人、乡里是恶人”。一般来说，地方政府致力于为民服务和解决实际问题，应成为民众信任的首选。但在我国，民众反而对地方政府表现出不信任，而将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更高一级甚至是中央政府，所以就出现了中央政府公信力明显高于地方政府的现象[1]。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基层治理至关重要，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的主体肩负着重要责任。所以本文定义政府公信力为居民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更具有代表性和研究意义。

3。1。2 解释变量文献综述

（1）家庭人情支出变量。如前文所述，人情原则可以认为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通过人情来往可以积累和维系关系网络，但是伴随着关系网络的生成与应用导致的结果却是人们对正式制度信任的削弱。因此，本文选取人情支出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在中国社会，家庭是一个整体，家庭成员之间可以相互影响，在对政府的信任这一问题上一般具有一致性。由于一个人的人情关系网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是有效用的，所以，由每个成员的人情关系网组成的家庭人情关系网更能反映一个人所拥有的人情关系。因而，人情支出的衡量方法是家庭一年人情支出的多少。在设置解释变量时，对人情支出变量取对数，使数据更加平稳，削弱异方差性。

（2）个人职业收入变量。一般来说，收入越高，居民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对政府的信任度可能越高。但是，中国目前贫富差距大，远远超过了国际水平，政府对贫富差距的调控又还未有明显的效果。所以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可能会降低对政府的信任度。因此，收入对政府公信力的具体影响尚不能明确，需要研究出结果才能确定。由于收入与人情支出变量一样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所以将收入纳入解释变量时将其取对数，以降低异方差性。

（3）社会地位。问卷中，关于社会地位问题的设计是：“在我们的社会里，有些群体居于顶层，有些群体则处于底层。10分代表最顶层，1分代表最底层。您认为您自己目前在哪个等级上？”居民根据对自身社会地位定位填写。社会地位是指个人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位置，而这种位置不仅可以反映出个人的财富、声望等，还反映出相应的权利与义务。而居民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的感知是否对等，就可以影响到对政府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