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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到了晚清时期，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已经当时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由忧患意识引发引发的经世实学产生并且成为了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乾嘉学派”是清初顾炎武倡导的考据实学的延续和发展，它继承了清初考据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时也有所变化。那就是迫于当时文化专制的淫威，而逐渐抛弃了顾炎武高擎的“经世致用”大旗，转而专做考据训诂上做文章。在考据训诂上，发展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乾嘉时期的学者，采用了汉代学者使用的儒生训诂，考订的治学方法。但在求实的这一宗旨上，与清初考据学家并无区别，与“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仍是摒弃的，与“宋明理学”最大的不同就是，乾嘉学派的学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对于文学、古文献的严谨治学的态度。而宋明理学，主要是研究以儒学为主的学术问题，同时还受到了道家，道学甚至是佛学的一些影响。宋明理学主要讲究的是人类对于自己，对于社会伦理纲常的认识，而乾嘉学派更多的注重的是证据的罗列。
考据学的内容十分的广泛，其主要内容在于对于经书的的研究。我国古代四部分类法中，小学属于经部。而清代考据学着研究的多的正式小学。他们讲经书看成是载道最主要的工具，通过经书传播文化，也就是所说的“通经明道”。 考据学派以通经明道的做法，相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历史是靠着语言文字来传承的，我国古代的基本文化是靠着文字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而经书则是经历过历史的洗涤而沉淀下来的的经典之作。
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大量的考据学者，如康有为、龚自珍、梁启超、魏源等人，他们的共同特点在于，都认为社会存在着深刻的危机，并且认为这种危机的根源来自于统治着文化思想界的学术——考据学和宋学上
在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十分黑暗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是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了思想文化领域。清政府的黑暗统治，统治者以“天朝上国”自居，长期的闭关锁国状态使得清王朝远远落后于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而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对外扩张的时候，天朝的统治者还在为了打压资本主义萌芽而进行着封建社会的统治，以此巩固自己的集中制。中国社会先是被外来资本主义用资本主义产品入侵的方式，走私了许多的鸦片到中国，从产品的入侵到最后，用坚船利炮来打开中国的国门。数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被打破，社会格局动荡不安，思想界也由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中，经世致用的思想也随之孕育。
首先，“经世致用”本来就是清初考据学家高擎的旗帜，这种转变实是回归。
其次，乾嘉考据学的归纳演绎的科学精神是追求真知的必需，这种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而晚清过于强调对现实的作用，对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所悖离。
最后，晚清的“经世致用”和清初的“经世致用”有着差异，清初顾炎武提出的“经世致用”是一种学术致用，是通过对古代经义正本清源，来归纳出对现实有用的义理。
综上所述，经世致用的存在有着它相当的合理性和进步性，但是我们要从各个不同方面来正确评价经世致用这一特殊时代的特殊文化。近代知识分子利用经世致用来寻求改革变法的真理，用于救亡图存，国家振兴。无论是对国家制度的转型还是对教育制度的改变，经世致用一直处于承前启后的作用。不可忽视的是，经世致用并没有将中国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因而要辩证的看待经世致用这一特殊的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