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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管理层激励对企业避税的影响， Crocker和Slemrod（2005）认为经理人薪酬激励是导致公司避税行为的重要原因，Phillips（2003）、Rego 和Wilson（2012）同样证实了这一结论。我国学者刘华等（2010）认为企业的管理层股权激励越高，其避税程度越强，这是由于管理层获得股权后渴望获得更高的节税收益，因此其避税的意图更加明显。随后，徐冠楠（2014）也检验了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避税显著正相关性，并在已有的模型上加入了企业产权性质的变量，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企业，给予管理层同等的股权激励下，非国有企业的避税程度更高。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探讨了董事会特征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管与董事的税务专业能力、避税经验以及风险偏好程度都会对企业避税活动带来影响（Dyreng等，2009；Robinson等，2012；Armstong，2014）。
2.产权性质与企业避税
产权性质是影响企业活动的重要因素，在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为国有股份制企业，并且中国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主要依赖国有银行发放的贷款（肖泽忠和邹宏，2008），这一特殊的制度背景就可能会导致我国国有企业的避税行为有别于非国有企业。
国内外的学者也对产权性质与税收筹划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研究，如Adhikari等（2006）研究表明在马来西亚，国有股权越集中的企业，企业税负反而越小。国内学者吴联生（2009）则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揭示了我国特殊环境下的经济现象。郑红霞和韩梅芳（2008）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税收筹划行为比民营上市公司更为保守。然而上述文献大多关于国有产权性质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目前学者们还没有就国有产权性质对融资约束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进行更多深入地研究。现如今，我国的国有企业中，特别是有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企业存在严重的行政性垄断行为，国有企业家族文化开始出现。Chen等（2010）发现了家族企业更强烈的避税偏好，所以，相比其他类型企业而言，他们为了节省现金支出，分享收益，会有更强烈的动机去寻求避税。
3.外部融资约束与企业避税
Goh等（2013）研究揭示了融资约束对公司避税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他认为融资约束程度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融资约束公司由避税行为所节省出来的现金边际价值更高。因此，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下，由于渴望获得更高的边际收益，受融资约束公司的避税意图会更加强烈。
当公司面临财务风险时，所有者和贷款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会变得愈加严重，而这将会引发公司以高风险项目直接替换低风险项目从而保住股权价值的决策，即人们常说的“风险转移”行为。由于避税会引起种种风险和成本，公司的避税活动也可以视为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活动，用来转嫁风险和保值增值。而融资约束的公司深受信贷市场和权益资本市场的影响，当两个市场萎靡不振的时候，受融资约束的公司将会面临更大的财务困境与风险，因此可能会在避税项目上变得更为激进。Richardson等（2015）以沪圳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处于财务困境的上市公司其避税程度在金融危机期间有明显的提高，说明这种风险转嫁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王亮亮（2016）的研究也再次证实了这一发现，在金融危机期间，伴随着外部环境的恶化，公司的融资需求也越来越高，风险转移行为也有着明显的倾向性，这些都使得公司的避税程度显著提高。即融资约束程度与企业避税提高的程度显著正相关。
（二）企业避税行为的经济后果研究
关于企业避税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避税对企业价值、信息环境以及对投资效率等方面的影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