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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不只是一个季节的名称，也是一个极具情绪化色彩的词，悲秋是先民集体无意识的积淀，一代代传承下来，饱含了浓厚的文化底蕴。唐宋经济繁荣，社会相对比较稳定，文化大发展、大融合，在诗歌创作中也兼容并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也是唐诗宋词成为中国诗歌史上不可逾越的高峰的重要原因。在“秋”的主题发展上亦是如此，无论是悲秋还是颂秋，借秋抒怀之作亦有重要的地位，并在前人基础上继承和创新。19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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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自然节序对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从汉字形成角度看，李春泰发表在佛山科学技术学院学报的《从汉字看先民对春和秋的关注点》一文中，研究秋字的含义，得出“秋”字是一种农事，是农业文化的产物这个结论。《礼记•月令》告诫朝廷“凡举大事，毋逆大数，必顺其时。”指明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中的不同“大事”。生产实践与政治、文化活动对四时变化的重视与顺应，不仅形成了一种自然观念，而且深刻地渗透到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表现在民俗、文化、礼仪及审美等领域。陆机《文赋》所说：“悲落叶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钟嵘《诗品序》也很重视自然节序的变化对诗歌的影响：“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理论家们的上述见解恰切的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个规律性现象：中国古典诗歌世界中，大量的灵感及成果在自然节序变化的感召下孕育、形成，逐渐形成了具有约定俗成含义的原型。
第二，在悲秋思文的形成上，赵亚珉、渠红岩发表在池州学院学报的《从秋季到悲秋颂秋》一文中提出：秋季之所以使人与其他季节感受不同，是因为从气候规律来看，几乎每一次秋雨都伴随着一次次冷空气的活动，即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在低温条件下，人的新陈代谢和生理机能处于受抑状态，容易引发内分泌功能紊乱，从而导致情绪低落，注意力不集中，甚至会出现心慌、心悸、失眠多梦等症状，被称为“低温抑郁症”。正是这种原因，才会使一般人对于秋季有着独特的感受。严云受在《诗词意象的魅力》中，分别从诗经和楚辞两个领域解读了秋意象，也对早期秋的主题发展做了初步的阐释。《小雅•四月》：“秋日凄凄，百卉俱腓，乱里瘼矣，爰其适归。”《毛序》对这首诗的解释是：“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贪残，下国构祸，怨乱并兴焉。”郑玄则从秋草的意象出发，作了更细致的分析，：“凉风用事，而众草皆病，兴贪残之政行，而民困病。”后者的解释似乎更合诗意。秋风，象征周幽王的暴政；百卉，象征民众。这里的秋意象，意着肃杀和衰败，以及由此而生的悲愁，可以说是文学中秋原型的胚胎。认为屈原的楚辞《九歌•湘夫人》《九章•抽思》都抓住了秋日最富有特征的景象：秋风凄厉，草木摇落、凋败，而且都在秋意象中注入了悲的情思。宋玉《九辩》也大大深化了对秋的表现，被后人称为“千古言秋之祖”。
第三，关于唐诗宋词中的秋。张汉清、廖长盈发表在青海师专学报的《浅论刘禹锡咏秋诗赋的特色》一文中指出，以“诗豪”著称的中唐诗人刘禹锡，是一位典型的“乐秋派”，极大的丰富了秋的创作内容。他一反常态，以昂扬奋发的激情和乐观向上的精神，唱着生机勃勃的秋歌，令人仰叹。王瑾瑾发表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的《论中国文学艺术“秋”文化的“话语”》一文中，认为秋逐渐演变成为用来抒发士大夫文人的广泛、深沉的人生感慨，其感情核心呈现出“感士不遇”的悲秋心理。这种心理是唐宋之间的科举制度，以及中国古代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共同作用的结果。唐汝询《唐诗解》对刘禹锡《秋风引》解读时说：“孤客之心，未摇落而先秋，所以闻之最早。”指出了主体的感受对于悲秋主题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