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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于技术创新视角
“创新”一词最早由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提出，其著作《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创新就是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将生产要素、生产条件引入其中。目前关于创新理论分成两大派：一是将创新与产权制度相结合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二是将创新与技术经济相结合的技术创新经济学。
Serapio（1999） 通过对流入美国的研发投资进行分析发现，国外的母公司，尤其在生物技术和电子等研发密集的产业，要想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需要通过一定的OFDI进入形式，如兼并或是收购等行为，从而或得技术溢出。
2005年UNCTAD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OFDI对提升以专利申请量来衡量的技术创新能力有着积极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不仅仅存在于发达国家，新型的工业经济体同样适用。通过国内学者研究得出的结果，符合这一结论。
刘明霞（2009）认为在短期内，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对实用型专利和总专利有明显促进作用；长期内，只对技术含量较低的外观专利有影响。刘伟全（2010） 和汪斌和李伟庆（2013） 都得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都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沙文兵（2012）以专利授权数量作为国内创新能力的代理变量，得出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其产生了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存在地区性差异。东部效应最大，中部次之，而西部没有产生显著的效应。王雷和桂成权（2015） 同样利用中国11年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专利授权数量来表示技术创新，将经济、金融、基础建设、研究人员和R&D作为控制变量，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技术创新产生了正向促进作用。但辛晴（2015） 通过中国10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以专利授权数量作为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得出的结论有所不同。只有当OFDI边际成本净现值大于平均固定成本，企业才会进行OFDI行为来提高技术创新水平。
(三) 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基于中、微观层次研究
以上学者都是基于整个国家或是东中西部地区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宏观的层次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做出概括性研究。只有少数学者将视角聚焦到中、微观层次，对我国的产业或是企业进行针对性的研究。
陈菲琼和虞旭丹（2009） 以万象集团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出四种反馈机制，得出相关的路径选择。潘素昆和郑乔云（2013）运用多元逻辑模型，分析根据企业自身情况和国家政策分别选择不同的OFDI进入模式。朱严林和许敏（2015） 利用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借鉴C-H模型和L-P模型，其中有一个结论与其他学者不太相同：R&D人员投入对逆向溢出吸收具有反方向的作用。杜江和宋跃刚（2015）得出，人力资本通过直接或间接影响，使得吸收能力促进跨国公司的技术创新水平。申俊喜和鞠颖（2016） 采用我国7年的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OFDI确实会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产生正向的影响，并且其效果与吸收能力有关。他同时将电子信息产业分类进行讨论：相对于传统电子制造产业，对技术水平有着较高要求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果更好。
综合来看，国内外对于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宏观层面，从国家或地区的角度划分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缺少中、微观层面的研究。在当前国际分工日益细化的今天，特别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变得尤为重要。只有这样，才能在机遇中抓住机会，但这要求我们国家拥有自主技术创新能力，掌握核心生产技术。所以，具有针对性的产业分析将会成为未来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