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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献综述资本结构经典理论已经由外国学者提出和用于研究商业银行。Modigliani等[6] (1958)认为在有效且无摩擦的市场中，一个公司的价值不会受其融资方式的影响。也就是说，一个企业的价值不取决于它通过发行股票或举债。然而，市场摩擦会改变公司的价值。Jensen等[3](1976)提出资本结构了代理成本理论，由于未能偿还债务可能引发破产危机，管理层必须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以降低风险，而债务水平的增加可能导致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代理成本的增加。股东倾向于投资风险更大的项目，即使这些项目可能会减少公司的价值，这种效应称为资本替代效应。同理，最优资本结构的选择就在于如何从债务和资产替代效应收入之间的平衡。3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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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在探求是否有一种商业银行最优资本结构。Klein (1971)[4]提出银行企业理论，指出认识商业银行资本结构不同于其他公司的重要性和意义。他通过最大期望利润寻找银行最有资本结构。然而，他论证了最优资本结构，如负债比率和资产配额是无法确定的。反之，证明了商业银行最优资本结构是一个实证问题。Diamond等[1](2000)提出，银行存款利率受市场影响。他们将代理费用、契约理论和协商理论因素加入到寻找最优资本结构的分析中，并得出三个主要结论：首先，由于市场的不确定性储蓄十分脆弱，银行需要持有更多资产以预防潜在风险；其次，银行最优资本结构取决于其所在的竞争环境、自身项目的好坏以及初始资本量。换言之，就是银行最优资本结构文持于创造流动性、组织潜在风险和偿还存款人三者之间的平衡状态；再者，银行最优资本结构对其自身安全以及低成本再融资有影响。论文网
还有一些学者关注于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的研究。Brewer等[2](2008) 基于1992至2005年12个工业国家78家大型私有银行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模型并发现国家政策以及调整性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能够解释资本率在不同国家的差异。在对资本充足率研究中，Lara Cathcart等[5](2015）从资本率与杠杆比率的关系，即由巴塞尔原则制定与控制的加权风险类别入手，发现加权风险类别的改变会影响两比率相关性的模式，并证明了其两个比率之间的关系是基于风险的资本充足率的敏感性的。
国内文献综述
（1）定性研究
王晓枫[15](2003)认为影响CAR的因素有两个，不良贷款利率和总资产收益率。由于我国商业银行CAR始终不高，尽管政府一再注资或是剥离不良资产但是由于没有长期有效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曹立伟[7](2012) 从影响资本充足率的分子和分母的角度研究，提出了加大融资力度、发展资产证券化、调整负债结构、发展内源融资等，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办法。刘芬[14](2008)认为CAR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税收负担、不良资产、产权结构、国家的隐性担保。韩吉茂[11](2006)认为上市融资是获得自有资本的最佳选择，银行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进行融资,例如可转债、次级债券等方式。他还发现盈利能力和不良贷款率均会对CAR产生影响。夏华军[17](2010)认为影响CAR的主耍因素有三个：风险资产数量和结构、不良贷款、资本金。并相应提出应了降低风险加权资产、严格加强内部控制、多渠道地充实资本金的建议。张婧[21](2013)则是从《巴塞尔协议Ⅲ》的出台背景及协议中有关CAR主要内容角度出发，分析解释了巴塞尔Ⅲ对我国商业银行CAR的影响，并提出有效控制风险资产增长、资本金补充渠道应当多元化等有效措施。
（2）定量研究
陈国辉[8](2009)通过对我国CAR现状分析，又对影响CAR的因素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通过局部调整模型的方法将银行资本充足率与调整银行权益资本水平变量作为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我国CAR的实际因素众多，包括银行自身以及监管当局，为提高我国银行的资本充足率需要各个方面主体共同努力。董睿琳[10](2010) 通过固定效应面板数据分析了14家上市银行，对影响CAR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固定资产的增长，不良资产率和净资产收益率的比值是影响资本充足率的主要因素。但是银行总资产规模并与假设不同。她进一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盈利水平对CAR的影响程度较大，银行越是得到更多利润，越愿意将利润转化为自有资本。资本充足的银行其自身成长性反而不高，且其风险程度的增加可能是不良资产增多造成的，银行又为了抵消不良资产将会进一步减少自有资本法的持有。同时，商业银行的担保品价值总额越高，其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便会有所提高，有益于进一步扩大资产规模。姜岳林[12]等（2014）也使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样本CAR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虽然截止到2013年，商业银行的CAR均有了明显提升,并且在达到了银监会的最低监管标准,然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CAR持有情况并不始终保持稳定,说明其中依然存在着金融风险;银行自身融资方式匮乏,通过自有利润盈利几乎无法提升CAR;平均资本充足率走势与我国GDP增长率升降趋势吻合,这与经典的资本充足率顺周期理论背道而行。魏晓琴等[16](2011)建立了一个关于商业银行CAR与风险资产相关的假设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与数据分析。发现，CAR增减将导致资本框架相应的增减，进一步使得风险资产发生连锁反应，有进一步产生了对CAR的循环反应。熊娟[18](2010)在对这一问题思考时发现，CAR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率之间存在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获利相对于风险成本的大小比较：如果收益比风险成本多，则将会呈现出正相关关系的情况；反之亦然。赵圆圆[20](2012)通过多元回归分析法，以国内CAR表现较为出色的商业银行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商业银行的资产规模和成长性与CAR关系并不显著，而净利润和不良贷款率对CAR影响显著。她还进一步指出，商业银行盈利越高，其CAR将会有所提升；且当发现不良贷款占比有所上升的时候，商业银行的反应会是主动减少其自有资本。曾昭明[19](2013)则从经营效率现状的角度，寻找影响CAR的因素，并找出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根据12家上市银行的样本数据的处理，同时又结合了巴塞尔协议1、2、3，以及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谈论了他对这一研究结果的看法。陈珠明等[9](2014)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发现银行信贷资产规模的过快增长，银行的盈利能力低，盈利的增长赶不上资产的扩张，商业银行的利润结构不合理，不良贷款率高企，金融衍生资产占总资产比率低等是导致上市商业CAR不足的困境的主要因素，随即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梁斯[13](2014)则使用PVAR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资本水平指数及净利润增速对核心资本充足率具有显著影响，除不良增长率增速外，其他变量在长期内对核心资本充足率均呈现出正向影响，并对核心资本充足率影响程度因素进行排序，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