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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学者王春光（2001）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这一概念以来，学术界便开始了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相关探索，而问题的探索与研究通常是从概念的界定开始的。下面即对有关学者对“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的界定进行阐释。一般来说，在“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界定的问题上，学者们已经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首先，在年龄上，一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其次，其文化程度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较高；第三，没有务农常识与经验。在取得上述共识的同时，由于采取的视角不同，学者们在概念的界定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王春光，2001；王正中，2006；许传新，2007）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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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传新（2007）将“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归纳为“三高一低”，即：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郎晓波（2009）在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属性时提出 “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年龄较小，基本缺乏务农经验，但受学校教育程度较高等特征，其外出的动机已经不仅仅是怎么活、靠什么活，即“生存——经济”叙事下的“谋生”问题，而是活着做什么即活着的追求或价值问题。同时，他还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的认同感要比第一代农民工要高，而城乡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及其运作逻辑的区隔(distinction)却使得对城市具有较高认同感的“新生代”农民工既不能完全在城市“扎根”，也不能再回到农村有效“归根”，从而极易陷入两难的困境。谢小蓉等（2006）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有两大特点:首先是经济型和生活型并存的外出动机；其次是“新生代”农民工对工资待遇的期望值较高,有较强的“议价”意识和能力,因而他们具有更强的流动性和选择性。
已有的研究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进行阐述时,多从年龄、受教育程度、外出动机、生活消费方式等方面来界定,一般采用对比的方式,以第一代农民工为参照对象来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特征。“新生代”农民工所具有的这些特点均是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的,因而是一个相对指标,而非绝对指标。
而在研究者们看来，体面劳动是为劳动者提供在自由、公平、有保障和有尊严条件下的生产性工作,而体面的工作条件意着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如工资和安全的工作条件必须有保障。因此,体面劳动的内核是生产性工作、合理的工资、安全的工作条件、享有社会保障与尊重。体面劳动不是高人一等的劳动，体面劳动是有保障、安全条件下的生产性工作,它可以让一个人有能力使自己及家庭在尊严中生存与发展。
2.2 国内相关研究述评
“新生代”农民工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对平等、尊重、人际交往等有着比第一代农民工更高的要求，更渴望融入到城市生活中。但是生活、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精神生活的缺失，社会地位低下及种种需求得不到满足而带来的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出现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甚至越轨行为。
魏晓娟等（2009）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具体表现在：不想回农村与城市排斥之间的矛盾，尊重需要与被歧视之间的矛盾，渴望发展与门路缺乏之间的矛盾，人际交往需求与相对封闭之间的矛盾，城乡之间巨大差距引发的矛盾。而包晓则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存在自卑与压抑，封闭与孤独，不满与怨恨，仇视与报复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徐丹（2006）在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特点的基础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较为普遍的存在着排异性心理、自卑心理与越轨心理。许传新则通过实证调查指出，相当部分的“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相对剥夺感、社会差异感、社会距离感、混乱的身份认同和不满情绪等负面的社会心态，而这些负面的心态之间又互相促进、共同助长、文持和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进城后的生活和环境的不良心理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