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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勇（2014）观点认为国有企业董事会的建设应该围绕“规范”来建设，一是规范董事会的结构，遵循《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和规范；二是规范董事会下设机构，更好的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制衡和决策的作用；三是建立健全相应的考核和评价体系。
李南山（2014）秉承“伟大的董事会造就伟大的公司”这一理念，认为竞争性国有企业改革治理方向是建设战略决策型董事会，董事会具有《公司法》规定的完全的用人权，推动经营者“优进拙退”的选任和管理机制改革，引用市场化的用人标准和薪酬体系，贯彻“市场导向、注重实效、激励约束、规范行为”原则。
国外研究现状
过去的十年间，中国的监管机构为改善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是，研究表明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治理工具在中国收效甚微，起不了太多作用，主要原因主要归因于上市公司的大量股份以及上市公司和政府之间的政治关系等，但最根本的是缺乏一个真正独立的司法系统。
对于怎样构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众多学者可以说是百家争鸣。谢菲尔德和温斯尼（1997）定义公司治理的方法是根据金融企业保证公司获得公司的投资回报的多少。金廉和斯塔克（2000）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个由法律、制度、规则以及公司控制活动所组成的系统。尽管他们定义各不相同，但是研究者们通常都将公司治理大致分为两类：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
内部治理主要由所有权、控制权、董事会的构成特点以及行政补偿所组成；而外部治理则包括产品市场、并购市场与国家监督管理机构组成。一些学者也认为债权人（银行等）也可以提供关于公司治理的有效监控。
为什么要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呢，一个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企业乃至国家地区的发展有何影响。下面的学者们给出了案例和答案。约翰逊（2000）认为由于货币贬值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东亚国家的股市崩溃事件说明这些国家的公司治理结构较差。谢菲尔德和温斯尼（1997）以及后来的金廉（2006）的研究说明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可以有效地解决代理问题，特别是机构的控制权和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问题。作为最大的经济转型体，中国已成为近年来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焦点。
中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且容量巨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政府也做了很多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工作，特别是关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措施，改进国有企业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关系到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
在比较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家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后，翔（2008）报告指明一些中国的股票上市公司已经在公司治理改革取得实质性进步。然而，他们认为上市公司的市场估值与公司治理实践的关系是非常脆弱的。这一结果说明中国公司治理结构目前还起不了太有效的作用，收效甚微。
有一些研究已经了解了在中国管理层持股的意义。他们中的大多数报告是积极的，并确认管理层持股是作为公司治理的一种有效工具。陈（2001）和李（2005）表明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积极影响。与此相反，格鲁和赵（2001）认为管理层持股对上市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菲斯等人（2007）认为管理层持股不可能影响会计信息质量。虽然管理层持股已被广泛认为是西方国家的一个有用的公司治理机制，但其在中国公司管理层和控股股东之间的联系是微弱的，这种研究还有待继续。
为了提高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为少数投资者提供更好的保护，2001年中国证监会发布指导方针引进独立董事以对股票上市公司提供帮助。该指导方针是强制性的，要求在2002年6月20日前每家上市公司至少有两名独立董事，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董事会成员已于2003年6月30日前成为独立董事。此外，该指导方针的规则确保独立董事的独立性。独立董事制度可以作为一个补充，监事会的独立董事都有资格在管理和财务决策中投票。这些决定可以涉及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关联方交易、重大投资、信息披露和财务报表的编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