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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考虑了在不同经济周期中、不同文化背景中、不同行业中女性董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祝继高（2012）分析发现金融危机期间，女性董事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行为，在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会减少长期借款，从而为企业未来的投资机会储备债务融资能力，帮助公司克服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进一步考虑女性董事的不同个人特征时，却会发现不同的结果。曾萍,邬绮虹（2012）发现由于不同行业的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较大差异，女性高管的参与能促进企业的技术创新。进一步考察人力资本及行业等变量的影响时发现，具有较高教育水平的女性高管在参与科技与电信行业公司的技术创新时，其促进作用最为显著。还有少数学者研究了具体的财务行为对企业绩效的间接影响，试图拨开从女性高管传递到企业绩效过程中的迷雾。如周泽将（2014）发现女性董事与公司的慈善捐赠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对女性任职董事的独立性进行区分后发现，提高公司慈善捐赠水平的主要原因在于女性非独立董事，国有企业中该效应非常微弱,说明国企较为理性的经济环境以及决策机制使得女性关怀主义作用的发挥受到限制。
（二）性别与欺诈行为相关研究
对性别与违规行为的相关研究我们从性别与道德感以及性别与风险偏好这两大作用机制进行文献的梳理。
1. 性别与道德感
女性参与董事会可能影响欺诈行为的源于女性可能更具道德敏感性的理论机制已经在心理学、伦理学以及金融相关研究文献中被证实。然而这些领域内相应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这主要是受到研究的具体问题、样本规模、数据选取、对数据的采集以及辅助数据的运用、实证方法以及所考虑的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在心理学领域，其中一个能解释性别差异影响道德敏感性的理论是Dawson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性别角色社会化理论。根据这一理论，男女分别从小习得不同的性别角色，包括价值观、关注点，在童年时不同的性别就决定了不同的性别个性，进而男性和女性在道德原则上面就会体现出不同的心理状态以及认知水平。胡军良（2011）提到由于不同性别的道德价值取向的差异，男性由个人目标所引导，他们更关注个人成就，而女性受公众目标的影响，更关注人际关系的文护。男性更钟情于追逐权力和自我，而女性则将关怀和责任放在首位，认为道德是对社会关系的文系，道德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依赖信任的关系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责任感，如果违背了道德则是对人与人之间信任关系的否定和破坏。如果假设女性被社会化为比男性更体现公共利益，则女性更可能在困境中表现的更有道德感。而男性认为道德关注的是权利的等级，它的存在是以人的权利为前提的，遵循道德只不过是一种对自我权利的保护，当其对其他方面的欲望超出自我的控制时，往往更容易选择违背道德，伤害集体利益以满足自我利益的追逐。由思文方式推及人际行为时，女性则会更乐于帮助，攻击性更弱、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可能性更小，在伦理价值观念上也会比男性更为自由和宽容。
在管理学领域，吾卿（1993）发现女性管理者在制定进退两难的抉择时，通常会更考虑是否会违反规章制度，更考虑道德问题。在领导风格上，屠立霞（2003）认为女性领导者更倾向于去关心他人，为大众争取福利，然而男性领导者更具有占有欲和攻击性，他们会加强竞争、巩固阶级。女性以其细致、宽容、谨慎的独特性格，会更倾向于关心更注重员工的利益和感受，并且更倾向于用合情合理的方式，在遵守道德和规章制度的前提下完成工作，以实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男性由于其天生的容易急躁、冲动、热爱刺激和冒险的性格特征，一般领导方式会较为理性、粗放、较少考虑员工的利益和感受，仅以完成任务、实现组织目标为导向。心理学的相关研究也发现男性天生较为急躁、冒进、容易过于自信，而女性反之，较为保守，倾向于遵守规则，以利于控制全局，避免不确定的风险。在管理决策上，男性高管更容易做出不顾及集体利益的武断行为，而女性则在决策方面更为谨慎。Ibrahim et al (2009)发现性别对于管理者对待商业道德的态度有着显著的影响，女性管理者对道德准则的执行更积极，并且更相信道德准则能提高商业道德水平。Bruns & Merchant(1990)认为女性高管对于道德问题比男性高管更为敏感，并且女性已经被证明能更快地识别出公司潜在的违背道德伦理的问题，一旦发现此类问题,对道德的关注便会拓展到整个董事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