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论的渊源与发展共生（Symbiosis）现象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中，小到共生固氮菌与豆科植物依依相存，大到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德国真菌学家德贝里(Anton de Bary)在1879年首先提出“共生是不同生物密切生活在一起”[3]。之后，众多的生物学家对生物之间的共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柯勒瑞（Caullery）和刘威斯（Leweils）分别在1952年和1973年清楚地提出共生、互惠共生、同住现象、寄生和其他不同物种生物体间存在的共生类型[4]，使共生概念更易被人理解。我国学者倪达书在1984年通过对稻田养鱼的研究，发现在水稻生长季节，在人工合成的稻、鱼生态系统中，二者相互作用，互利共赢，结果实现了水稻和鱼的大丰收[5]。以后，除了在生态学领域，共生理论逐渐被学者们嫁接到社会和经济领域。64550

艾德勒（Adler，1966）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共生营销”的文章，首创性地将“共生营销”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互独立的商业组织通过分享市场营销中的资源，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增强市场竞争力为目的的一种营销策略”[6]。弗吉尼亚州卡拉扬、拉贾拉特南（Va adarajan、Rajaratnam，1986）提出“共生市场”概念，他们运用共生关系描述企业密集增长战略和差异化战略的不同实施程序，并研究了如何实现规模效应的问题[7]。1992年伯纳克瑞斯（Bonaccorsi）和安德里亚（Andrea）指出小企业可以利用网络资源的杠杆作用来缩短国际化时间跨度、减少成本和由此带来的风险[8]。

以外，国内学者对共生理论在社会和经济领域的应用也进行了极大的研究。

袁纯清（1998）阐述了共生理论的基本框架，他认为共生是指共生单元之间在一定共生环境中按某种共生模式形成的关系，并提出了共生的三大要素：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9]。并且将共生理论应用于小型经济中，之后又引入到金融学领域，应用于城市商业银行改革研究。随后，吴飞驰（2000）在共生律的基础上引入了“生存成本”、“共生度”、“共生力”等基本概念，构筑了共生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他认为的共生是“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相互需求、相互依存的生存状态或生存结构”[10]，并将共生理论用于阐述企业的性质，形成了富有创新的企业共生理论。

冯连德（2000）利用共生理论与交易费用理论探讨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的共生模式[11]。

程大涛（2003）运用共生理论对企业集群的组织结构、发展型态、运行机制进行研究，提出了基于共生关系的集群企业衍生模式及运行机制，并进行了定性的实证研究[12]。

丁用波（2006）提出了“共生管理”概念，他认为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管理职能，使两种或者多种以某种特定的练习，通过一定的方式结合成为一个有机实体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发展，从而实现他们相互的利益以及整个组织的目标[13]。

何自力、徐学军（2006）从共生视角研究了银企共生界面的测评，通过利润分配、信息传输、阻尼特征、共生序列特征等五个维度实证研究银行共生界面[14]。

杨松令、刘亭立（2009）基于共生理论，将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作为不同的共生单元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共生模式、共生收益分享、共生稳定性、共生持续性[15]。

张志明、曹钰（2010）以共生理论为指导，认为集群企业是基于“分工－合作－营销－服务”价值链的共生体，并从环境、动力和阻尼三个方面分析了集群企业的共生机制构成，并沿着价值链，分别剖析了集群企业国际化成长的外部环境诱导与内部动力因子[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