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新媒体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研究对象

我国作为一个社会zhuyi第一大国，不仅国土面积广、人口众多，科技的发展也是非常迅速，所以早在2010年时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新媒体用户第一大国[4]，这也预示着新媒体将会从各个领域影响着我们的国家；2011年时中国新媒体的成长进入到一个极为特殊的阶段，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也日益的“中心化” [5]，由此我们便可看出新媒体对我国社会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我国的发展与新媒体的发展是分不开的；2012年以来，移动化和融合化成为中国新媒体发展与变革的主旋律，在移动互联网和网络融合大势的促推下，中国新媒体用户持续增长、普及程度进一步提高，[6]。且国内对于新媒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对象多以我国的一些具体事件为例展开研究，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矛盾频发，问题增多，政府的工作量越来越大，导致与人民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新媒体的普及范围广，就成为了与政府有效沟通的媒介。随着网络的普及与公众政治意识的加强,网络上的公众意见越来越多元化。加之近几年一系列重大公共事件的发生及事件中网络舆论现实作用的显现,基于网络舆论监督的研究也越来越丰富与全面。新媒体与政治议程设置研究。[7]在这些研究中,许多研究者以“把关人”、“议程设置”、“舆论领袖”等理论为指导对网络舆论的负面影响予以规范,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网络舆论引导和治理的措施。

（三）国内新媒体参与社会基层治理的研究结果

一些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并借鉴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理论,指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方法的具体应用。有人主张在把关过程中过滤评论,整理评论,为大众设置议程,或进行相关立法,实行网络实名,联合传统媒体并进行网络道德教育等。

研究者还致力于对网络舆论发展机制进行归纳建模或定量测量,通过对西方网络舆论领袖测量的两个重要研究取向的综述,比较了传统舆论领袖测量方法与数据挖掘方法的不同,并在“影响力扩散模型”的基础上运用数据技术实现了网络论坛中舆论领袖的蹄选,与网络舆论的引导和监管研究不同,有些学者将网络舆论视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积极力量, 媒介发展对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知情权”也 需要政府的坚定认同与保护。[7]

学者们还从从媒介权利的角度考察,认为随着媒介传播技术的革新,媒介权利的属性发生了由附属于政治、经济的权利形态,向独立的权利实体,由专有性权利向社会性权利,由压制性权力向博弃的权利体系的转变，侯宏虹利用长尾理论,以希拉里竞选博客为例进行分析,认为博客在政治传播,特别是政治选举活动中,在发掘集体智慧,拓展传播空间和赢得选民青睐等发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微博"意见领袖”在微博舆论监督中的作用》一文中,靖鸣和王瑞从正反两方面分析了“意见领袖”对利用微博实施舆论监督的影响和作用,讨论了如何通过“意见领袖”来影响微博舆论监督向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约翰基恩说“言论自由像一个忠实者，坦然地应对即将来临的危险并给予及时的警告，它保证有理性且有生存能力的公民个体的这种自然权力，在法律的统治下，以选举的代表为基础，建立一个善的政府”。 [8]虽然到目前为止，我们无法预知未来的传播方式回事怎样，但只要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总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