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对大学的成书和文本进行了考查,指出近代以来认为大学晚出的各种理由均不能成立,大学应成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通过与帛书五行经。传的对比,认为传统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不能成立,大学应为独立的一篇。程颢修订的大学最接近原貌。

[关键字大学曾子五行早出

郭店楚简的发现论文网,引起学者重新探讨曾子(包括子游)。子思。孟子一系思想发展的兴趣,而讨论曾子等人的思想,不能不谈到到大学。因为按照传统的说法,大学乃成于曾子及其门人之手。但近代以来,许多学者又对此提出疑义,认为大学成书于秦汉之际,甚或在汉武帝之后。那么,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呢?大学是早出还是晚成呢?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出土的简帛材料,对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作出新的探讨。不妥之处,请求方家指正。

(一)

大学的作者和年代,学术史上一直存有争论,宋代学者多认为其成书较早,并上溯到孔子。曾子,如程颢认为大学乃孔子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熹大学章句引)并作大学定本一卷,对今本大学的章次进行了调整(1)。后朱熹又作大学章句一卷,认为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其中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而传则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同上)程朱以上的观点并没有详细的论证(2),却得到宋明时代学者的普遍响应,有些学者如王阳明等,虽然与朱熹在格物“等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但也都承认大学是圣贤所传。这可能与当时儒家学者强化道统意识,以与佛道对抗的现实需要有关。但自清代以来,大学出自孔。曾的观点受到普遍怀疑,多数学者认为大学成书是在秦汉以后,并提出种种根据予以论证。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篇,文献上对其作者和年代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而礼记又是西汉初年搜集和发现的儒家著作的汇编“,来源比较复杂,绝大多数是先秦古文,个别有汉初成篇的。“(3)凭此尚无法断定其具体年代,出现争论也属正常。但综观晚出论者的种种论述,其立论并不能让人信服,且不乏武断之处,不仅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反而给人们思想带来混乱,故有必要作进一步探讨。

认为大学晚出,一个重要根据是认为大学与礼记中的学记有关,是对古代学校制度的反映,而大学制度晚出,故大学亦晚出。清代学者陈沣指出,大学与学记中一段文字相近,二者均论大学之道“,有密切关系。学记的这段文字是: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郑注:当为‘遂’“)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陈沣认为‘知类通达’,物格知至也;‘强立不反’,意诚心正身修也;‘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远者怀之’,家齐国治天下平也;其‘离经辨志,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则格物致知之事也。“(4)陈沣认为大学与大学制度有关,可能受到了朱熹的影响,朱熹在大学章句序中说: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但他认为大学制度形成较早,三代之隆,其法寝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以他仍能够把大学看成先秦古籍。而陈沣以后的学者则根据孟子·滕文公上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的说法,认为周以前仅有校“序“庠“,未尝有大学,大学制度实形成于秦汉之后,这样大学的成书也被推后,清代学者陆奎勋。日本学者武内义雄(5)甚至认为大学作于汉武帝后。

不难发现,陈沣等人的观点实际包含两个前提,一是大学制度出现于秦汉以后;二是大学与学记一样,均是对古代学制的反映。而实际上,这两个前提根本不能成立,以上推断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首先,大学制度是否出现于秦汉之后,本身就是有争议的。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大学制度至少在周代已出现,如对古代学校制度进行过深入研究的杨宽先生就认为,古代学校教育,起源很早。大概商代贵族已有学校。“西周贵族教育子弟的学校,已较完备,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并说西周大学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同时又是贵族成员集体行礼。集会。聚餐。练武。奏乐之处,兼有礼堂。会议室。俱乐部。运动场和学校的性质,实际上就是当时贵族公共活动的场所。“(6)杨先生的看法有文献作根据,符合古代学校的实际。如礼记·明堂位: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记·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更重要的,甲骨文中已有多子其徙学,返不遘大雨“(龟甲兽骨文字卷二)的记载,金文中也出现小学“(大盂鼎)。学宫“(静簋)。辟雍“(麦尊)等概念,郭店简唐虞之道有太学之中,天子亲齿,教民弟也“,明确提到大学。晚出论者可以怀疑王制等篇的可靠性,却无法否定甲骨。金文尤其是出土竹简材料,而大学晚出一旦被否定,其结论自然就站不住脚。

退一步讲,大学制度即使果真是秦汉以后才出现,也不就意味着大学就一定晚出。因为所谓大学与学记内容相近,均是对大学制度的反映,本身就是后人的一种联想,并没有多少事实根据。相反,如果将二者作一比较,不难发现它们之间实际存在较大差别。学记所说的大学“,从上下文来看,应是指具体的大学设施,这种大学中是以离(注:解析)经辨志“,也即是以经学的传授为中心内容的;而大学一文根本就没有提及具体的学校制度,郑玄礼记目录说:名曰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郑玄的这个解释比朱熹更为合理,且与大学的中心内容修。齐。治。平“相符合,应该是大学的原意。因此大学与学记虽然均谈到大学之道“,但二者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连主张大学晚出的徐复观先生也不得不承认,他说大学与学记等篇,将教学之基础建立于经典之上的也完全不同。大学系完全代表儒家之理想。亦即是说,由大学所反映的学问内容,未曾受到西汉以经典为学问中心的影响。……固无俟于学记与之相发明。且就两书之内容。规模。气象言之,彼此间决无直接之关联。“(7)其实大学的修。齐。治。平“渊源甚早,(详下)固不待于大学制度形成以后才能出现。从孔子的思想来看,他虽然没有直接使用修。齐。治。平“的概念和语言,但他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与这一思想也大体相符,而孔子正生活于旧的学校制度开始瓦解,新的学校制度尚未形成的时代,若按以上的观点,岂不是孔子的思想也要晚出了?晚出论者的逻辑是,只有大学制度形成和完备以后,儒家的修。齐。治。平“思想才能够出现和产生,而我们认为修。齐。治。平“作为儒家的一种人生理想和实践原则,与大学制度根本无关,相反,只有当这一理想独立于学校制度之外时,才能保持其生命力和活力,而一旦与学校制度相结合,便意味着它本身的没落和衰竭。这只要将孔孟之类的儒者与汉代以后的经儒作个简单的比较,便可以看得很清楚。

晚出论者的另一个根据,是大学的思想在相关文献中出现得较晚,因而大学一书亦形成较晚。大学的基本思想是所谓的三纲领“八条目“,而八条目“中尤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对于大学的修。齐。治。平“,有学者认为此一有体系之层层推阐,孔子未尝言;于孟子仅发其端。“(8)徐复观先生也说:大学系以个人直通于天下国家,此必在天下为公的强烈观念之下,始能出现。“(9)所谓孟子仅发其端“,是指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言论: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他们认为孟子始将身。家。国。天下联系在一起,故大学成书最早也当在孟子之后。不难发现,这种说法明显有误,因为孟子这段话中说到人有恒言“,表明是对前人言论的引用,而这一言论一定产生较早,流传较广,所以才能够人有恒言“。其实在比孟子更早的老子中,也有一段与此相关的言论。老子第五十四章云: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

这可以说是大学修。齐。治。平“思想的最早来源。以前由于人们对老子的成书年代存在争议,这条材料的可靠性也受到怀疑,郭店楚简老子的出土,证明了老子一书为老子所著,特别是证实了老子一书的早出。而楚简老子乙本中正好有这段材料,只是省去了助词之“,作修于身“。修于家“。修于乡“等。目前学术界虽然在楚简老子是今本老子的节本还是全本等问题上还有一些争论(10),但上面这段材料为老子原来所有,则无可置疑。这就对晚出论者作出了有力的驳斥,同时也为大学的早出提供了一个旁证。另外,在中庸中也有多处文字与修。齐。治。平“的思想相近,如: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第二十章)

诚身“意近于修身“,顺乎亲“近于齐家“,信乎朋友“。获乎上“近于治国“,治民“近于平天下“,它们之间各以前者为条件,表现为由诚身“到治民“的层层外推,这与大学的思想也是基本一致的。那么,大学与中庸的两段文字哪一个更早呢?我们认为应该是大学而不是中庸,这可以从二者关于诚“的论述中看出来。大学所说的诚“只是指诚其意“,内含比较简单,而中庸的诚“则是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的先天实践能力,并对其作了诚者“与诚之者的区分,与前者相比,不仅内含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哲学深度。从大学的诚其意“到中庸的诚者“反映了思想认识的前后发展过程,因此,中庸的这段文字可能受到大学的影响,并在哲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中庸作于子思(11),那么,大学的成书至少当在子思之前。以往学者认为大学的晚出,主要是没有真正理解修。齐。治。平“产生的历史根源,错把它与不相干的大学制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修。齐。治。平“的思想乃源于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是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由于古代宗法社会出现较早,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相适应的修。齐。治。平“的社会理想因而也出现得较早,这本身十分自然,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除此之外,大学其它一些思想也被证明出现较早。大学的止于至善“,以往人们往往认为源于荀子·解蔽的止诸至足。“但郭店楚简语丛三中有:善日过我,我日过善,贤者唯其止也以异。“人之性非与?止乎其孝。“说明止“乃是先秦古义,并非自荀子以后才出现,大学的知止“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大学的静“,以前由于怀疑老子晚出,故往往将其追溯到荀子·正名的虚壹而静“,而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身欲静而毋,虑欲渊而毋拔。“楚简老子甲乙丙中也有多处谈到静“:孰能浊以静者,将徐清。“(老子甲)知以静,万物将自定。“(同上)清静为天下定。“(老子乙)说明静“的思想同样出现较早。晚出论者认为大学思想出现较晚,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或忽略了一些重要材料,其结论自然难以站住脚。

(二)

既然大学晚出的结论不能成立,其作者和年代就值得重新考虑。不过在此之前,需要先对大学的文本作一番讨论。我们知道朱熹曾区分大学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对传进行了补充。虽然朱熹的大学新本存在着一些争议,但其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却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可,并成为讨论大学必须遵循的基本前提。然而我们认为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疑点颇多,值得进一步商榷。首先,传的体例不统一。被朱熹当作传“的内容主要有两部分,一是诗书及子曰“,如康诰曰:克明德。“诗曰: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朱熹认为这分别是经文明明德“。亲(新)民“及此谓知本“的传文;一是作者的直接论述,如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等,这被看作是诚意“正心“修身“的传文。朱熹把这两种不同的文体笼统说成是传“是不合适的,实际上,前者是引文而不是传,后者是对经文的解释和发挥,同样不是传。

其次,传和经无法统一。既然大学包括经。传两个部分,其传文就应该与经文统一,而实际上无论怎样对大学的章次进行重新编排,也无法作到这一点。如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初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一段,原在故君子必诚其意“下,朱熹将其前调,认为此章是释止于至善“。但仔细辨析不难发现,此章主要是说自修“威仪“以及贤其贤而亲其亲“,与止于至善“并没有直接关系。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又进行重新编排,认为此章是释亲民“(12),但也同样解释不通。除此之外,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等各段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说明将大学分为经传,值得重新考虑。

还有,大学文体前后连贯,不象是经。传两个部分。此点崔述已经指出,其所作洙汜考信余录中有〈大学〉非曾子所作一篇(13),反对朱熹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说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后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于一人之手甚明,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崔述的说法符合实际,值得认真考虑。从以上分析来看,大学并不象有经“。传“两个部分,反而倒象是一个整体。

如果说文本的分析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那么,我们不妨将大学与帛书五行经“。传“作一比较,用出土的旁证材料进一步说明分大学为经“。传“并不能成立。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有经“。传“两个部分,郭店楚简五行有经而无传,说明传“与经“可能不形成于同一时期,是后人对经“的解释和阐发。帛书五行经传前后相抄,第二一四行以前为经“,二一五行以后为传“,细读五行的传文,不难发现其许多特点都与大学不同。首先,传的体例较为统一。五行传每章皆是作者对经文的解释,不存在直接引用诗书或二者并存的情况。如圣之思也轻,轻则形……“一章,传文作‘圣之思也轻’:思也者,思天也;轻者尚矣。‘轻则形’:形者,形其所思也。酉(柳)下子思轻于翟,路人如斩;酉(柳)下子见其如斩也,路人如流。言其思之轻也……“其中圣之思也轻“。轻则形“是对经文的引用,而以下则是对经文的解释,这种体例贯穿了传文“的始终。值得注意的是,五行经文中多处引用诗,如不仁,思不能清。不智,思不能长。不仁不智,未见君子,忧心不能精长;思不精长,不能悦。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亦既见之,亦既观之,我心则悦。’此之谓也。“又如见而知之,智也。闻而知之,圣也。明明,智也。赫赫,圣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注:诗·大雅·大明之文)此之谓也。“从此之谓也“来看,所引诗乃是对前面文字的解释和发挥,但它是经而不是传,这对我们理解大学颇有启发。

其次,传与经相对应,不存在有传而无经的情况。帛书五行除前面几章外,每段经文皆有传,传文往往先引经文,然后加以解释,且不厌巨细,每句必解。如不变不悦,不悦不戚,不戚不亲,不亲不爱,不爱不仁“一章,传文作‘不变不悦’:变也者,勉也,仁气也。变而后能悦。‘不悦不戚’:悦而后能戚所戚。‘不戚不亲’:戚而后能亲之。‘不亲不爱’:亲而后能爱之。‘不爱不仁’:爱而后仁。“对于一些实在不必要解释的文句也要加上直也“二字,表示文意自明,毋庸赘言。如‘谏!褐币病!薄段逍小反凰悦烤湎纫镁模且蛭⒋怀谇昂罅礁霾糠郑绻灰镁模突崾谷嗣遣恢亩院味ⅲ斐苫炻摇６洞笱А匪降摹熬币彩浅谇昂罅礁霾糠郑舭创奶謇驳痹诖那耙盟馐偷木模洞笱А返募复Α妒贰妒椤肺淖志挥兄该饔刖牡墓叵担阉醋魇恰按毕匀皇遣缓鲜实摹Ｄ敲矗妒贰妒椤分狻八叫奚碓谡湫恼摺薄ⅰ八狡肫浼以谛奁渖碚摺钡扔锸欠窬褪蔷牡淖⒔饽兀课颐侨衔皇牵蛭饫锏摹靶奚碓谡湫摹蹦耸嵌郧懊妗坝奁渖碚撸日湫摹薄ⅰ靶恼笊硇蕖钡扔锏母爬ǎ拔牟⒚挥小靶奚碓谡湫摹币挥铮杂肫浒阉醋魇谴模蝗绨阉醋魇乔拔牡囊辍⒎⒒樱八狡肫浼以谛奁渖碚摺钡染涞那榭鲆彩且谎８匾氖牵段逍小返拇疚凭亩ⅲ挥型牙刖闹獾囊槁郏洞笱А返挠行按摹焙苣延刖囊灰欢杂Γ搿段逍小酚泻艽蟛煌Ｈ绻涤小熬倍蕖按被箍梢越馐屯ǖ幕埃敲矗小按倍蕖熬痹虿缓美斫猓氪牡奶謇膊幌喾园选洞笱А返募复ξ淖挚醋魇恰按毕匀徊缓鲜省?br>

还有,五行经。传文体存在较大差异,很容易看出是两个部分。五行经文语言流畅,自成一体;而传文则支离破碎,很不连贯,有些纯粹是为注经而注经,显得很没有必要,这与大学文体首尾连贯,上下呼应也有很大不同。五行的传文虽然不一定就是古书的通例,但其反映的基本原则却是普遍的,由此我们断定,大学并非是经传两个部分,而原来就是独立的一篇。

大学本是独立的一篇,那么,朱熹为什么要将其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呢?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当时学者对经典的理解有关。前面说过,宋代有些学者出于同佛老争夺正统地位的需要,往往喜欢把一些经典说成是出自孔子,以抬高地位,增加权威性,程颢认为大学为孔氏之遗书“可能就是出于这个目的。朱熹一方面赞同程颢将大学推源于孔子的作法,另一方面,他又看到笼统把大学说成是出于孔子似乎难以讲通,故提出经“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的说法,这样便将原来本是一个整体的大学分割为两个部分,而由于朱熹的权威和影响,他所改定的大学新本逐渐取代大学古本,大学分为经传的说法也以讹传讹,几乎成为了定论。既然朱熹的观点并不成立,他的大学定本对理解大学并没有多少可取之处,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程颢改正的大学。我们知道,在朱熹之前,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对大学文本作过整理,其中以程颢为最佳。朱熹在大学章句中称旧本颇有错简,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说明自己与二程兄弟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与朱熹相比,程颢改定的大学也有一些根本不同。首先,程颢将大学看作是一篇,而不是经传两个部分。他将明明德“三纲领以及知止而后有定“看作是第一段,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八条目看作是第二段,然后是所谓诚其意者“。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各段,而将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是故君子有大道“分为独立的两段,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概括和总结。其次,与此相适应,他将大学中的诗。书。子曰“看作是引文而不是传“。如他将康诰曰:克明德“等内容放在第一段后,看作是对以上内容的发挥,而将颇有争议的诗云:瞻彼淇澳“一段放在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一段中,看作是对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的发挥,不仅合理而且显得颇为通顺。虽然程颢将大学看作是孔氏之遗书“,有失片面,但他却由此避免了经传“问题的干扰,因而能得出更符合实际的结论。通读程颢整理的大学,全文语气联贯,上下一致,浑然一体,比朱熹的大学章句更接近大学的原貌,似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详见附录)

(三)

我们既否定了大学晚出,又证实大学并非经传两个部分,而是一个整体,那么,传统上大学成于曾子及其弟子的说法便值得重视。首先,大学一文中明引曾子之言,说明其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所谓诚其意者“一段云: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李学勤先生指出,古人或其弟子在记其言论时,往往直呼其名,此乃是当时著书通例,如孟子一书为孟子与其弟子公孙丑。万章等所著,而文中则通呼孟子“,墨子书中的子墨子“。史记篇末的太史公“,情况也是一样。而大学中既然有曾子曰“,那么,朱子说大学系曾子所作,绝非无因。“(14)虽然大学中曾子曰“仅此一见,能否就此坐实大学即是曾子所作还可讨论,但与曾子有一定关系则是可以肯定的。除此之外,大学孝者,所以事君也“一句又见于礼记·祭义,明确说明是曾子之言:

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阵无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灾及于亲,敢不敬乎?“

孔子有移孝作忠“的思想,如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曾子的孝者,所以事君也“可能即是对这一思想的发展,反映了曾子一派对孝“的理解。这段材料以往被学者所忽略,然而却是曾子与大学关系的重要旁证。

其次,大学思想也与曾子有一致之处。曾子以忠恕“发明孔子一贯之道“,忠恕“可以说是其思想的核心。而大学多谈忠恕“,如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又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有学者指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大学一篇之旨尽于此矣。“(15)陈荣捷先生也说,大学之挈矩方式,从内容论,究竟不外是以忠恕为一贯的仁“(16)。所以,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完全是可能的。

还有,从学术的传承来看,大学也与曾子一派有密切关系。大学与中庸思想上具有一定的联系,表现出前后的承接关系。中庸重视修身“,并由此推向治天下国家“,显然是受了大学修。齐。治。平“的影响。除了前面引用的一段材料外,还有以下两条: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中庸第二十章)

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同上)

上面说过,中庸的思想比大学更为成熟,故大学应在中庸之前。有学者看到大学文字较为整齐,便认为大学成书较晚,是不正确的。因为文字的整齐与否,往往与文本的性质有关,而与时间的早晚关系不大。按照传统的说法,曾子。子思上下相承,属于同一学派,既然中庸出于子思,那么,大学出于曾子或其弟子的可能性就很大。综上所述,大学早出,可能出于曾子或其弟子之手,这虽然与传统的观点相同,但它却经过了重新论证,并有新材料的支持,故称为新证“。

附:明道先生改正大学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康诰曰:克明德。“大甲曰:顾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所谓修身正在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出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挈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挈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如初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诗云:于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要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注释:

1。又名明道先生改正大学,收入二程集第四册河南程氏经说卷五。

2。朱熹大学或问有朱熹答某人问,云无他左验“,并云或出于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质“。

3。李学勤:郭店简与〈礼记〉,中国哲学史1998年4期。

4。陈沣:东塾读,转引自张心徵伪书通考上册第444页。

5。见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引;武内义雄:两戴记考,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上册,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版,第183页。

6。杨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载古史新探中华书局1965年版。

7。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卷,第九章先秦儒家思想的综合_大学之道,第27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五十七年版。

8。胡止归:〈大学〉之著作年代及其与〈中庸〉之思想同异比较研究,大陆杂志第26卷第9期

9。同上引徐氏书,第270页。

10。参见邢文论郭店〈老子〉与今本〈老子〉不属一系,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沂: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丁四新:略论郭店简本〈老子〉甲乙丙三组的历时性差异,湖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11。参阅拙文郭店楚简与〈中庸〉公案,台大历史学报第二十五卷,2000年7月。

12。郭沂:〈大学〉新论,载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出版。

13。收入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14。李学勤:从简帛佚籍〈五行〉谈到〈大学〉,孔子研究1998年3期。

15。任铭善:礼记目录后案,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90页。

16。陈荣捷:初期儒家,史语所集刊第47本,1976年,第7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