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空空道人管窥学界研究《红楼梦》简述

    空空道人管窥学界研究《红楼梦》多所批评，盖因一百年来学界研究受到时代风气影响，或偏激，或偏左，或陈陈相因，或急功近利，于名著全部文字细节多所忽略，于名著内在意蕴语焉不详。兹略述之以见一斑。鲁迅赞成胡适之考证红楼梦云：“而世间信者特少，王国维（《静庵文集》）且诘难此类，以为“所谓‘亲见亲闻’者，亦可自旁观者之口言之，未必躬为剧中之人物”也，迨胡适作考证，乃较然彰明，知曹雪芹实生于荣华，终于零落，半生经历，绝似“石头”，著书西郊，未就而没；晚出全书，乃高鹗续成之者矣。”[3]（P155 ）其实，王国维所分析甚是，“亲见”是就所写主要故事内容素材言，“亲闻”则包括他人口中所言之人物故事素材，故曹雪芹所写人物事件未必非自己生平经历不可也。郭箴一云：“在中国文学里，见到其虚饰之多，也很可以知道其复杂的国民性。餐藜藿、食粗糠的人不足与论太牢的滋味，惯于清贫的生活的，不能与通温柔乡里的消息，穷措大的心理，无论怎样也是不能领会到《红楼梦》的妙文章的了”。[4]（P477）此种议论乃是坐井观天，《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自言其创作乃出于真实生活，何来“虚饰之多”？至于“餐藜藿、食粗糠”、“惯于清贫”“穷措大”云云偏颇显然，试问若无深广之社会生活阅历，如何领会《红楼梦》的妙文章？ 刘大杰云：“《红楼梦》的历史意义与艺术价值，绝不是单纯地建筑在贾宝玉、林黛玉恋爱失败的基础上，而主要是建筑在揭露封建制度与贵族家庭的腐烂与罪恶上” [5]（P322 ）上文把宝黛爱情悲剧与“揭露封建制度与贵族家庭的腐烂与罪恶”分为两事，实质后者包括前者，宝黛二人生活在当时制度背景下，本身是贵族家庭成员，若说“腐烂与罪恶”，宝黛所言所行亦在其中矣。文献综述

    游国恩等学者云：“在《红楼梦》中作者写出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如贵族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贵族统治者和广大奴婢的矛盾，封建卫道者和封建叛逆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但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以封建阶级叛逆者所代表的进步势力和以贾母、贾政、王夫人等封建家长们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冲突。它实质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处在萌芽状态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之间的矛盾。”[6]（P278）上述文字是阶级分析时代的产物，根本不能说明《红楼梦》世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贵族统治者与广大奴婢未必是对立关系，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反之，贵族之间、奴婢之间亦非铁板一块，诸种斗争和矛盾普遍存在。连邢夫人与儿媳王熙凤都存在矛盾，丫头与丫头之矛盾冲突亦随时发生。王运熙等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七卷本）认为：«红楼梦»的主旨,历来是众说纷纭。 脂砚斋作为小说作者的知情人与第一个评论家，他的观点值得注目。 本来,在小说第一回中,作者就自称这部作品“大旨谈情”，脂砚斋也认定这部小说的主旨既不在于演义历史，也不在于揭露时政；既非称颂英雄，也非阐扬哲理;而是在于写“情”。 有正本第六十六回总批云: ‘……故结句曰: “来自情天，去自情地。”岂非一篇情文字。’这就是他对曹雪芹的写情说的最明确的呼应。 [1]（P377 ）上文对脂砚斋所处社会文字狱险恶环境缺乏认知，以为脂砚斋所说与曹雪芹写情说一致。其实曹雪芹与脂砚斋一样故意避免“时政”之嫌也。且天地之间，人情与社会政治、英雄、哲理有内在必然联系。“大旨谈情”之义广且深也。有学者认为贾宝玉：‘把自己身上的全部感情、希望和幻想，都寄托在女儿们身上。这也就形成了宝玉性格中最突出的特点，即所谓“多情”和“意淫”。他对生活的最高理想，就是和女儿们常在一起。’[7]（P459 ）上文对贾宝玉人物形象阐释十分错误。宝玉悲天悯人、慈悲为怀，其生活的最高理想如何是“和女儿们常在一起”！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认为：“从整部作品看，《红楼梦》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8]（P306）曹雪芹对好与了、色与空之看法辩证深刻，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若说“《红楼梦》笼罩着一层由好到了、由色到空的感伤色彩”，文意不合逻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