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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的说，市民小说不是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看，而是从写实的方面来展现民间的风土人情，描写现代都市人生活的一种类型的小说。通过对张爱玲作品的分析，我们发现市民小说自觉地反映民间出现的问题，民间既是他们说不尽的对象，也是他们的精神家园。在她的文本中，我们发现了一个生动、活泼的民间世界。
（二）张爱玲作品中的市民文学特色
对于创作，张爱玲有一个基调，虽不明说，却也是心知杜明的，那就是描写小市民生活，现如今，流行的反而是细腻，感伤，普通市民的爱情故事。由此，张爱玲为自己的文学类型基本定格：市民小说。这决非偶然，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她崇拜金钱的意念：“一学会了‘拜金主义，这个词，我就坚持我是拜金主义者。[2]我们都知道，这和她的成长环境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自我的女性意识和生存压力驱使的。依靠出售畅销的小说，让大众成为自己的“衣食父母”，对张爱玲而言无疑最具吸引力和诱惑力。在“金钱”之外，张爱玲势必描绘各种社会现象，包括他们的生活环境、思文模式、风土人情等等现象。为了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挖掘潜在的市场，张爱玲有效的满足了读者的需求，尽管如此，张爱玲还是给她的叙述指向划定了一个区域，就是她那根深蒂固的“到底是上海人”，也可以说是上海市民的世界。张爱玲曾经说过，“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3]张爱玲总是在一种固定的模式下带给文坛一种不相称的产品，她的作品，表面上场面很喧嚣很热闹，实际上却是像一个无底洞般孤独的世界。同样的道理，她作品中那些没落的家庭以及家庭中作为主角的边缘人和有意无意穿插的社会底层人，可归根结底为“小市民群像”，同时也是“被凌辱的与被损害的”一群。张爱玲所写的市民生活不是特殊化的生活，而是非风俗化和最具普遍性的, 概括地说,就是”饮食男女”。
二、张爱玲作品中的市民文学特征
（一）市民世界的生存观
张爱玲与许多著名作家对城市生活表现的最大差别,就是张爱玲用富有色彩感和画面感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中叶市民家庭和婚姻生活的画面，那些虚情假意的男女之情，家庭成员之间细小的琐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大家庭里的衣食住行,甚至人物的表现和语言，无一不带着民间生活的本和世俗利益的道。张爱玲凭着自己的优势，放弃描写都市的繁华,转而描写了住房、菜市场、公寓、厨房，上海小市民天真又可笑的那种生活，就像这句话说的那样“张爱玲在租界市民吃喝拉撒的日常生活里,暗示出一个时代的没落和市民精神面貌的滞后”。[4]
《创世纪》里竟有“单是活着,都是壮举”的话。张爱玲曾在散文中这样直白地表示:“生在现在,要继续活下去而且活得称心,真是难,就像‘双手擎开生死路’那样艰难巨大的事，所以我们这一代的人对于物质生活,生命的本身,能够多一点明了和爱悦,也是应当的。”[3]在混乱的社会中,生存是不容易的，每个人都开始在难熬的环境下变得利己起来，无论是《倾城之恋》里的主人公互相漠不关心，还是《玻璃瓦》中姚先生自己对女儿们结婚的算计，张爱玲写出了这个时期市民的真实面目以及香港和上海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上海,在许多人心中本身就是中西合璧的，当上海被攻陷后,上海就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典型代表了，在这种情境下,张爱玲凭借着自己是一个上海市民的身份描写上海小市民的历史，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没有融入时代特色，有的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这些小事,就是那个年代香港和上海最真实的反映。《创世纪》 由日常吃喝的花销这一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切入曾经声名显赫而今破败萧条的世家,暴露他们走投无路的生存困境。公侯小姐出身的阔家老夫人不得不时常变卖历年积存下来的古董来补贴家用，她的孙女瞒着家里的大人去药店打工,少奶奶整天都呆在厨房里做饭，十多人人围着一个桌子吃饭，荤菜只有一个汤。张爱玲透过遗老家庭的生存困境看到了不祥的未来,传达出了一种“文明的末世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