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笔下的罪犯大多就如同上述的两个人物。单看报复行为本身他们是可惧可恨的，但是看完整个作品，与这种恐惧恨意相比，遗憾和同情占了更大一部分。受害者角色本身就带有的弱势标识，抵挡了一部分犯罪角色带给人的锐气和阴森。从一开始，作者就给予他们被救赎的可能。文献综述

2．向善基因呼唤即刻回归

始终向善是迟子建笔下罪犯的共同特点，无论因为什么原因走上犯罪道路，本性指向爱和美的他们在犯罪之后都会即刻陷入恐慌和不自由状态，这种状态使得他们竭力回归，渴望用自责和忏悔来弥补自己的罪行，以求心理的平衡和灵魂的安宁。《蒲草灯》的罪犯在犯罪后极度害怕看到自己的影子，说它像奸细和警察，此时的他内心已有强烈的不安和恐惧。罪后逃跑也带给他沉重的负担，“没有犯过罪的脚跑起来才是自如的”，而他深知自己已丧失了自由。值得探讨的是，罪犯逃跑不是为了躲避法律的惩罚，而仅仅是因为“不想死前走的最后一条路是这样一条遗落着果皮、粘痰、流脓的电池，弥漫着鱼腥气、油烟味和街边厕所的尿臊味的一条街” ，“我”选择乘着像失群的无人鞭笞的羊一样“可以任意走天涯”的客车出逃，渴望像鸟儿那样张开翅膀自由飞翔，渴望逃到太阳中去，“我要背负着雪亮的阳光去看草原和牛群。如果被人追捕到，我希望自己那时正站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 。对自然的钟情和向往是迟子建笔下人物向善的显明特征之一，“我”的逃跑不是逃避惩罚，也不是逃脱罪恶，而是凭借生前最后一点生命力归附自然，归附那一派和谐安宁。

复仇冲动使得犯罪行为本身多少带有些受害者被迫行凶的意味，而向善品质又进一步展现了这些“善良的罪犯”在犯罪后挣扎状态。这样的天性设置使得黑暗因子从一开始就被剔除，合理地将“恶”转为“善”，为接下来展开“温情救赎”做好了准备。

迟子建温情主义下的罪犯形象与我们日常认知中的大相径庭，他们不是邪恶的象征，更像是被恶扼住喉咙的善良之人。在书写过程中，迟子建往往也不关注残忍的犯罪现场去刻画人性恶的一面，她把更多的笔墨用在叙述他们如何走上犯罪之道，又是如何一心向善回归。而这过程中的人性善才是她着力要体现的，这种善有着将人们从邪恶深渊边缘拯救回来的巨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