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与蔡东都在文珍的小说中发现一种诗意神性。他们都感受到文珍本人“对龌龊、鄙俗的拒斥，对貌似合理的生活的质疑，以及她对清洁、高蹈、超越的心向往之” [3]，这就使得文珍笔下的都市青年男女同样的或深受房贷之苦、工作折磨，或在情感的羁绊里挣扎，他们敏感而孤单，忧郁而脆弱，有一种独特的韵味。如《第八日》、《安翔路情事》等。

饶翔认为爱情构成了文珍创作的主题之一，这些爱有多种体现形式：热爱、渴爱、错爱、失爱。在北京这座大城中，游离着边缘人的孤寂与小爱。文珍对城市文学的贡献就在于对都市病和边缘弱势人群的观察、呈现，这里的边缘弱势人不再是是传统意义上的老弱病残、农民工，而是在社会上有学历有职业有收入，却仍因性格原因，仍处在孤立的地位，在精神上仍属于弱势，如《第八日》中的顾采采、《录音笔机》中的曾小月。从而从缺爱这一侧面上升到对都市人的生存、精神危机的探索。[4]

刘丽朵从后现代主义审美角度，重点评述《十一味爱》中物质、商品元素等商业文化对人的生活、情感领地的或快感、或痛楚的侵占。如在《气味之城》、《安翔路情事》中符号LOGO成为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文本的读者亦进入了物质的丛林。作为‘同谋者’，他们无须任何一个注释便能够立刻了解这些‘物质’具体的所指，从而令被这些物质拼凑在一起刻画出的形象呼之欲出” [5]，从这些形象中，读者轻而易举的可以想象出这类人物的属性。由此，《气味之城》女主人公便是“第五大道味混杂红双喜香烟”的化身，《安翔路情事》中的小玉则在“IMAX版《阿凡达》、日本料理与鸟巢、圆明园观光、县城的房子摩托车中”徘徊。痛楚的被侵占者又如《第八日》中的顾采采，她的痛苦来自于快节奏经济生活中无所适从的焦虑恐惧带来的“失眠”。

最值得关注应该是刘欣玥的《文珍的北京爱情故事》。她评论道，从文珍的两部小说中，可以看出文珍小说主题和文风都在成熟。她从三个角度主题内容的角度切入，首先，发现文本中的“逃离”的主题，而这压抑的氛围都来自于现实压力。其次从“北京书写”的角度，从文珍的大多数小说来看，即使不看内容，从标题中就感受到了它与北京这座城的联系。它其中选取的都是北京这座城中有地标性的地点，如中关村、五道口等。从城到人，文珍主要写大城市中的最广大的小人物甚至边缘人，抒写小人物的情感、记忆和生活方式、苦难烦闷。接着，“爱情书写”角度，与众不同的是提出“文珍的笔下，爱情是复义的”“爱情变成一种‘混合物’”，其中有家族、现实、历史、时代。[6]

曹霞主要从网络传播时代分析曝光隐私给女性带来的伤痛。[7]

第二类专题研究主要有在凤凰网的《文学青年》上开设的“文珍专号”，主要针对《我们夜里在美术馆谈恋爱》的评论，具体有彭敏《生活在别处，别处也虚无》、 李敬泽《新方言与部落之巫》、饶翔《从幻灭到追求》、曹文轩《城市边缘的解读者》，分别从文珍的“生活在别处，别处也虚无”、“城市书写”、“特定的群体”的角度来评论。《上海文学》上“理论与批评·特辑”专栏中《遥远的路程——文珍新作评论特辑》，主要针对文珍的近作《夜车》进行讨论得失的短评。如李伟长的《远方就是到达不了的地方》、项静的《亲切的体察》、黄德海的《秘密世界的飞翔练习》、木叶的《文珍的远方叙事》、来颖燕的《列车要开往何方？》、张定浩《爱与同情》。在这些评论中，突出的是文珍小说中的“远方叙事”，从“现实—闷—逃离—回归”。新作《夜车》也是一贯的风格。但这套惯性既是文珍的长处，也引来了评论家的批评，惯性也是一种匮乏。《夜车》的特殊还在于涉及到文珍作品极少接近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