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良——《逸史》 犯事者 谷神之女 双鬟小女

从经济能力上来说，遇仙之前，这些男性大多家境贫寒，有四人文中直接提及贫、穷等字，其他人从具体身世遭遇描写来看，也处处体现生活不易。除姚氏三子外，即使是做官的弦超以及有孝廉功名的封陟也生活拮据，如《封陟》一篇中就借封陟自己之口说出“编柳苦辛，燃粕幽暗，布被粝食，烧蒿茹藜。但自固穷，终不斯滥”[2]（P469）的境况。从社会地位上来说，作品中给男性安排的身份都比较低微，农夫、园客、樵夫等从事农业生产者属于“农”，书生虽然算是“士”，但这里的书生大多无功名，孝廉也只是有名无实职，而从事是中央或地方长官自己任用的僚属，又称“从事员”，也属于不入流的品级，小吏而已。而与之相对的女仙，首先本质上是超凡的仙人，就要远优于男性，其次她们在仙界的身份也不低，天帝之女、王母之女、织女等，衣食住行十分奢华，按照凡间类似的等级相比，也算是上流社会的贵族。

两厢对比，可以看出凡仙恋的男女主体双方身份的巨大差距。在这种前提下二者却能突破重重不可能而结缘，这其实可以看作是当时创作背景下现实的直接或间接的折射，体现了“寒门小姓对于世族女性的通婚幻想”[3]（P178）。魏晋南北朝以来对于门第的重视影响了当时的政治与文化，士族制度与九品中正制严格地将不同的社会阶层区分开来，《晋书》中就有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描写，这样的一种社会观念直接导致了高门与低户之间巨大的鸿沟，甚至有皇家诏令明文规定士庶有别不得通婚，否则视同犯罪，男女跨越等级自由婚配的难度可想而知。唐五代的小说作品中也透射着强烈的门第观念，他们在现实之中无法实现，于是通过文字将这种期愿寄托在神仙小说之中，就形成了男女身份差距巨大的这种现象。

唐及唐以前的志怪小说除唐传奇题材外，篇幅都不长，对于人物的描写也比较简略。在这十四篇文章中人物的具体描写部分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男子只有4篇关于容貌的描写且都一带而过，相比之下关于性格的描写更多一点。《园客妻》中只用了“美姿貌”三字来形容容貌，《赵旭》中用了与之相类似的“有姿貌”，比之前两篇《郭瀚》篇用“姿度美秀”来形容，稍有发展，《封陟》则略有变化，突出了“貌态洁朗”。而关于男子性格的部分则并不吝啬，仅有4篇未提及。其中选自魏晋志怪小说《搜神记》中的两篇特别强调了性格中 “德”的一面，董永是贤德孝顺，素女里的农夫是自律严谨；而唐朝仙道小说里的男主角性格描写方面则多样化许多，更重个人爱好方面，在介绍性格时加入了“好”和“善”的部分，有的喜欢园艺，有的爱读书，有的擅长道学，有的精于书法；性格也不是一味的突出贤德的一面，《姚氏三子》和《成公智琼》两篇中的男子就点出了他们疏漏、顽劣不肖的缺点。这也是魏晋以前和唐朝的时代风气的差别在小说中的折射，胡人进入中原使得社会风气发生巨大变化，开放、自由的风气从社会蔓延到了文学上。唐以前的社会是长期浸透在儒家思想的束缚之下，是否“君子”是评价一个人的重要标志，所以这些主角们性格都很完美，但也很套路化。到了唐，人物的形象愈加丰满多面，不再只能端庄自持，开始有了多方面的变化，稍具个性也更具体，除了美好的一面，对于有缺点的性格也能很好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