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万红就是那个“不识时务者”，只有她在为张谷雨呐喊证明，只有她像对待所有正常的生命一样去呵护尊重他。她会学着玉枝一样叫他“谷米哥”，她每天为他读书念信，将他的“小米辣”从宿舍带来为他照看，在洪水中不顾一切去救他出来，每当张谷雨处于死亡的边缘时，都是万红及时出现，将他的生命紧紧抓牢，她身上所透射出来的就是社会所缺乏的仁爱、善良的人性。

其实小说的最后，花生在望着开始启动的火车时，喊出了那声“爸——爸”，这一声爸其实就象征着新的一代人性的苏醒和回归，缺失情感的复位，生命希望的重燃。

二 唤醒沉睡的英雄梦

《床畔》这部小说完整地刻画了人们对于英雄张谷雨从一开始的极力追捧推崇到渐渐遗忘的全过程，实际映射的是当代社会中人们对于英雄人物态度的转变以及在当代文学中对于英雄主义创作的日渐流失的状态。以时代论英雄，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对于英雄有不同的定义和内涵，但是无论什么时代英雄都有共同的品质：一种无私奉献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建国后的文学中对于英雄的塑造是为了宣扬英雄主义，起到教化作用，给人民树立学习的榜样，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新中国是在无数英雄生命的堆砌下建成的，因此对于新中国的建设，人们更容易受到英雄主义情怀的激发，强调英雄主义价值观，赋予自身生命的意义，因此这个时代给了英雄主义滋长的丰厚土壤。

在“十七年文学”中，政治造成文学盲从，为了迎合主流要求，英雄形象多为超自我的存在，脱离现实的实际生活，抽空了属于人的内在情感和现实欲望，给英雄披上一具失去“自我”和本性的躯壳，将英雄“空洞化”和“传奇化”。以及之后的文化大期间，文学就沦为了政治斗争的武器，英雄主义的书写也被推到了一个极端，特别是江青提出的“三突出”文艺指导理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这种将英雄概念化的创作手法不仅扼杀了文艺的生机，文学的创造性，更将英雄形象的塑造带入了死角。文献综述

《床畔》中的张谷雨也是这样一位被神化的英雄人物，张谷雨实现了超自我的人格，却失去了本我和自我。他成为了站在道德准则最高点的英雄，让人供奉和敬仰，但是这种追崇是建立在失去行为活动和话语权利的基础上的，成为一种神圣的英雄概念存在。秦政委曾经指着躺着的张谷雨说：“这是活着的烈士——不，我们应该说：这是血肉的丰碑！” [2 （P048）张谷雨成为了一块令人景仰的丰碑，却失去了他活着的意义。人们敬仰他、赞美他、利用他，把他当作一笔巨大的政治遗产，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回报，但从来不承认他身上表现出的心理活动和情感反应，或者说拒绝承认他真正的人性。[4] 这样的英雄是在政治极端理想盲目化的社会中被逐渐抽空成概念式人物，实际上这种形成还是来源于政治的影响，高昂的热情盲目地引导民众的思想，让他们的思想处于固化状态。《床畔》中人们对于张谷雨英雄的看法和思想就是反映出英雄典型的弊端，去本性、去思想，将英雄神化、圣化。

 之后，我国的文学创作进入了新的时期，发生了标志性的转折变化。文化大时期给人们留下的英雄价值观随着这种理想的破灭而崩溃，接而产生一种对于英雄的极强的叛逆心理。在刘索拉的小说 《无主题变奏》 中很宣明地否定那些规行矩步的、 跟在正统观念后面亦步亦趋的、 没有自己的个性和思考的人——— 那些被公众认为的好人、 楷模。[5]被冠上“英雄”这一称号，不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而是一种耻辱，“英雄”表明着自身个性的缺乏，依附大众社会，屈服于社会定义的规范准则和价值观。而后作家们用“个性”来反思以往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来审视极端化的英雄主义，呼吁主体本我和自我的回归，英雄也从概念式、平面式的人物转化为立体式、丰满的人物形象，肯定人的现实主体性。而后，近二十年来关于英雄的写作越来越少，对于个性解放的宣扬，导致经典的英雄主义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在新的时代难以立足，而渐渐地被人们遗忘。《床畔》中最后秦副局长为了将小城开发成旅游胜地，要修建教堂，而将张谷雨赶出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他对英雄的定义发生了变化，认为：“新时代的英雄，是能够使国家富强起来人民富有起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