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权建立之初，政府惟恐明末民族主义思想及自由讲学、清议朝政的风气复活，更怕书院聚众成势，反抗清政府，因而采取“不许别建书院”的抑制政策。直至雍正元年，仍然采用限制书院的政策。雍正元年9月下令：除特殊情况外，将生祠、书院改为其他用途，或者改名为义学，招聘名师，以此来教授生徒。[ ]213而就在这谕令下达的前几个月，雍正元年五月初六，查弼纳上奏：“江南地方文人学士甚众，家境艰难者亦多，倘不得炭油之钱，何以专心习文。臣祈请于省城设立书院，每月供给学子炭油之资为读书。江宁城内向无大书院、书斋，兹可寻查无用官属旧房、空房，加以整修，挑选会做文章之士入内读书，寻觅品学兼优、为人厚重之人为师，早夜教训。除供给伊等炭油之资外,臣每月考核，甄别添加，以示劝勉，则孤贫之士永得养育也。”[ ]120这一奏折向皇帝表明其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的一整套策略，从而极易获得认同。为了争得皇上的同意，查弼纳在奏折最后重点强调:“增建号房，修整书院,供给文人学士炭油银钱以稍纾民困,臣将率属捐输俸银钱粮以为修建。”[2]120查弼纳的这种保证是很容易获得皇帝的肯定的。由于这一奏折是在雍正帝发布限制书院政策之前加上查弼纳高明的言辞和其深得皇帝的信任，最终这一奏折得到了雍正帝的支持。钟山书院得以创建。为了巩固钟山书院的地位,查弼纳奏请雍正帝恩赐书院额名,并恳请皇帝御书匾额，于是在雍正二年,御赐“敦崇实学”四字匾额，用以规范其办学方向。清政府基于推行教化、尊尚理学的需要，开始逐渐认识到书院在确立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书院政策开始发生改变。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发布了著名的创建省城书院并各赐帑金千两为营建费的上谕，钟山书院是23所省会之一，钟山书院的地位得到很大的提高并得到了朝廷的大力支持。

（二）钟山书院的发展

钟山书院的全盛期在乾嘉时期，这一时期，钟山书院被誉为“海内四大书院之首”，其他书院难以比肩。晚清人士冯煦曾如此评价：“江宁钟山书院，乾隆之中，文治大昌……卢抱经、钱竹汀、姚姬传诸先生相继主讲席，劘之、砻之，郁为国宝，上备天子顾问，下亦通一经之业，领衷来者。”所以，他评价钟山书院为“魁然为海内四书院之冠。”[ ]1209钟山书院之所以能够得到这样的发展，与当时推行的一系列书院政策及其学术的演变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

乾嘉时期，政府对书院是采取全面支持的政策。乾隆元年（1736），在《训饬直省书院师生谕》中，清廷的书院政策表述得十分明确：“书院之制，所以导进人材，广学校所不及。”除此之外，还命设省会书院。[ ]857乾隆帝的这一诏令充分的肯定了书院的地位及其作用，认为书院实则就是一种教育机构，将其定性为“导进人才”，以弥补学校的不足，因“今府、州、县学并建，而无递升之法”[4]857，于是将省会书院定位为国子监与地方官学之间的“递升之法”，进一步完善了政府的教育体系。在政府大力支持的背景下，钟山书院的发展得到了根本的保障。这一时期的书院政策是钟山书院得到发展的前提保障，但真正决定着钟山书院发展繁荣与否的还是钟山书院的学术发展情况，学术是一个书院的精神支柱，正如陈春华所说：“书院与学术的关系是形与神的关系”[ ]书院是形，学术就是神，学术相当于书院的精神支撑，同样，书院也是学术自由传播的载体，二者相辅相成。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