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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先是造作角钱，犹五铢而有四道，连于边轮。百姓或有识者以为妖征，窃言新钱有四道，京城将坏。 《献帝春秋》
东汉汉灵帝和汉献帝时期兴起一种五铢钱，在钱的背面内郭四角铸有四道连接外郭的斜纹，也称为“角钱”。例（7）中的“四道”即表示四道斜纹，这里的“道”计量斜纹的数量，显然是作为量词的用法。然而，对于《献帝春秋》这部著作的成书时代学术界存有争议，有人认为成书于东汉，有人认为成书于魏晋时期，如此，也就无法确定“道”作为量词使用的具体时间。为了进一步匡定量词“道”产生的时间范围，笔者查阅大量文献后发现关于《献帝春秋》的成书时代与作者在古汉语文献中有多处记载：
迪孙晔，字思光，作《献帝春秋》…… 《三国志•陆瑁传》
《汉献帝春秋》十卷袁晔撰 《旧唐书•经籍志》 。
袁晔《汉献帝春秋》十卷 《新唐书•艺文志》 。
袁晔《献帝春秋》 《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 。
袁暐一名晔《献帝春秋》 《说略》卷十三 。
根据以上记载，笔者认为有理由将《献帝春秋》看作是是晋袁晔所作。这就表明例（8）中作为量词使用的“道”并非两汉时期出现的用法，仍旧是魏晋时期的用法，该例句只能说明量词“道”在魏晋时期已经在语言中使用，并不能证实量词“道”产生的时代早于魏晋。
春秋战国时期，《墨子》一书中出现一处“道”作为量词的用例，而这种用法在其它先秦文献中均未出现。现将此例句抄下：
（8）城上五十步一道陛，高二尺五寸，长十步。 《墨子•备城门》
“一道陛”意为“一级台阶”，这里的“道”作为量词称量台阶。《汉书•艺文志》 中记载《墨子》七十一篇为墨翟着。如果《墨子•备城门》的作者是战国时期的墨翟，量词“道”产生的时间将被大大提前。但是，随着对《墨子》一书研究的不断深入，部分学者对《墨子》成书的时间和作者产生了质疑。清代部分学者认为《墨子》乃汉人伪托；朱希祖先生认为《墨子•备城门》以下二十篇是汉人伪作 ；吴毓江先生也认为是汉人之作 ；王力先生认为：“《墨子•备城门》以下诸篇非墨子所作，系当后人所伪托” 。笔者赞同这种看法，因为 “道”作为量词的用法在春秋战国时期及随后百余年间的其它文献资料中均没有反映，仅仅孤立地出现在《墨子•备城门》这一篇文章的一个例句中，从历时角度看， “道”的这一用法在使用上产生了断层期，在发展上出现了空白期，这种语言使用方式违背了语言发展过程中的渐变性原则，因此，将《墨子•备城门》一篇毫无疑义地当作战国时期的语料来使用仍待商榷。笔者认为根据目前学术界对《墨子》一书的主流看法，将《墨子•备城门》定为汉代文献来研究比较合适。那么，《墨子•备城门》虽然不是创作于春秋战国时期，即便是为汉人伪托也已经将量词“道”产生的时间从魏晋南北朝提前至汉代，称得上是一大进步。可是，两汉历史悠久，前后约有四百年的历史，将量词“道”定为产生于汉代，未免显得过于粗略，是否可以将其产生时间进一步精确？
在《太平经》一书中出现“道”作量词使用的用法数例，虽然用法单一而集中，仍可以称为是量词“道”发展过程中的一大飞跃。现抄录如下：
（9）象天者，三道通文，天有三文，明为三明，谓日月列星也；日以察阳，月以察阴，星以察中央，故当三道行书，而务取其聪明，书到为往者，有主名而已，勿问通者为谁。象地者，二道行书。象人者，一道行书，尚见苟留。 《太平经卷五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