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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便高高在上,一直占据主流地位,为了文护其统治,历代统治者推行崇儒尊经的政策,科举取士也以经义为试题,使得经学地位至高无上,到了明清,虽然有学者提出“五经皆史”的观点,但并未受到重视。因史学与现实的紧密特性,在乾嘉时期更被视为敏感易生事非的领域,乾嘉学派的史学代表人物钱大昕曾感叹道“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 ,经尊史卑的的学术风气盛行。学者们同样深陷经精史粗的思想之中,大都对史学持轻视态度,治经而陋史,荣史的思想因此并没有在乾嘉学者中得以很好的继承和发展。钱大昭承其家学,小学作为钱大昭的启蒙之学奠定了其扎实的治学基础,开启了研究经学之大门,清史稿称其“其说经及小学之书,能直入汉儒阃奥。” 可见其在经学方面成就也颇多,主要经学著作有《说文统释》、《广韵疏义》、《尔雅释文补》,代表作《说文统释》优尔十卷,其例十:“一曰疏证以佐古义,二曰音切以复古音,三曰考异以复古本,四曰辨俗以正譌字,五曰通义以明互借,优尔曰从母以明孳乳,七曰别体以广异义,八曰正譌以订刊误,九曰崇古以知古字,十曰补字以免漏略。” 在治经方法上有自己的创见,着眼于文字的疏证,以明了古字的音、形、义为目的,研究成果突出。修正了许多前人之错误,提高了古文字的学术水平,使得“浅近之言”走入了小学研究的大堂。虽然经学地位高高在上,经学的研究却也与史学休戚相关,两者长期共存却也互相影响,在考据经学过程中需要涉及掌握多方面的知识,包括史学等,许多治经的理论原则等开始被运用到治史中,加上乾隆皇帝对史学比较关注,下令官修史书,多种因素影响下,钱大昭也将治学领域涉入到史学方面,功底日益深厚,成就愈发突出。
    当然钱大昭取得的史学成就离不开其自身的刻苦努力,钱大昭家学氛围浓厚,从小跟随祖父读书识字,稍长随其学习文字和训诂,受到严格的训练,且决定了其未来将文字训诂考证作为主攻。酷爱读书,为以后治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也得到了兄长钱大昕的不少指导,对于钱大昭来说,钱大昕不仅是兄长,更是良师。《清史稿》(钱大昭传)称其“事兄如严师,得其指授。” ,据钱东壁、钱东塾兄弟回忆:“叔父为大父母暮年得子,少府君十优尔岁,府君仰体大父母意,爱怜备至,稍长,诲以勤学端本,务为躬行实践。叔父奉府君如严师,凡读书行事,必承府君指示,始惬于心。” 乾隆二十八年(1763),钱大昭与父亲一道前往京城游历并与钱大昕相聚,“父子昆弟,聚首一堂,极家庭之乐。” 其由经入史也深受其兄钱大昕的影响,钱大昕持着以经统史、经史合一的观点,主张将史学提至与经学同等的位置,并将研究的侧重点放在了史学领域,使得社会学风也开始改变,无论讲学或游学都倡导经史并重,这种思想影响着当时许多学者,而受益最深的则是其指导下的钱大昭了 。1773年,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朝廷设立四库全书馆,召集全国著名文人学者来京编纂《四库全书》。参与著书被正式列名的学者高达三千多人,钱大昭也有幸参与其中,这一时期对钱大昭的学术生涯来说是尤为关键的,“壮岁游京师,尝校录四库全书,人间未见之秘,皆得纵观,由是学问益浩博。” 嘉庆三年(1798)至嘉庆四年(1799),钱大昭受邀进入谢启昆的幕府,成为了《小学考》、《经籍考》编纂的一员,深得谢赏识。在编纂过程中也与许多著名学者进行学术交流,优良的学术环境加之学者之间通过交流、互相借鉴学习,有力的提高了钱大昭的学术发展水平,对开拓其治学思想,完善其治史方法都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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