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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利高里始终想不通为什么没有让他满意的政权，他一直以为自己要求的不过是作为人最基本的东西，而这些政权都不符合，这让他不属于任何一方，成为‘同类’中的‘另类’，心不红军这里，更不在白军这里，也不是中间派。”[6]他也始终摸索不出来自己满意的路，在回顾过往他也曾感慨地说：“我从1917年起走的就是一条弯路，我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从白军里逃了出来，但是也没有靠拢红军……我像冰窟里的粪球一样漂来漂去……我怀着很大的热情为苏文埃政权服务，可是后来一切都变了样子……在白军司令部里，我是一个陌生人，他们始终对我怀疑，可是后来在红军里也是这个样子……”。[7]
葛利高里走过的路是和他的心历变化相对应的。十月革命后，葛利高里投奔了布尔什文克。他在医院里看眼伤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阶级观念，由他的临床一个“肝火旺盛、尖酸刻薄、对什么都不满意的机枪手”传递而来，他给他解释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的术语，告诉他为什么打仗以及制度的可怖。这些话对葛利高里来说刚好是时候，他正对战争厌恶至极，也正怀疑着一切，思想观念最容易起波澜，这些话顽强地摧毁他原先对沙皇、祖国和他的哥萨克军人的全部概念。他接受了这种思想，但还不能完全理解，他不知道出路，甚至只是从可以结束战争的方面接受它。后来又在波乔尔科夫的谈话中完全倾向了布尔什文克，但是在波乔尔科夫砍杀白军俘虏的那一霎那，他又再次发生动摇，于是在建立顿河苏文埃政权斗争的高潮中离开了他刚刚信服没多久的队伍。
因为政权上的对立，他和自己的家人朋友的关系出现裂痕，作为鞑靼村第一个加入红军的人，大家都不理解他，觉得他难以接近，他自己也不去解释。他也因为亲情友情的牵绊而做出让步，在村里第一次反对红色政权，组织武装队伍的大会上，葛利高里在众人的怀疑辱骂声中离开了人群又在父亲的劝阻下经历了短暂的思想斗争走回了人群。他参加过赤卫军，显然在村里的哥萨克看来已经不那么可信，所以撤掉了他的指挥官职务，在哥哥的带领下成为保卫顿河家乡、反抗布尔什文克的一名志愿军。在亲眼目睹了波乔尔科夫、本丘克等红军被白军处死时，他心里怀着同样的诧异、不解与痛苦：“怎么能这样呢？……你是胡扯吧？”[8]红军不会原谅他的变心，白军也不能理解他对红军的怜悯，而他只不过是是真情流露而已，但大家不会这么认为。
彼得罗死后，葛利高里带着为哥哥报仇、让布尔什文克付出代价的心理，不断打击红军，节节胜利，职位升到了师长，但是白军眼里他还是粗野的，没有受过教育的哥萨克，他们认为他混入军官阶层纯属偶然，而且净在形式上挑他的毛病，说他不懂礼貌，不动交际，甚至挑剔他的词语发音，说他“简直是个最无知的人”。[9]这些伪君子把西方传来的所谓的“绅士礼仪”强作为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就算不是在战争的年代也已经可笑至极。
总之，无论是与家人、朋友还是当权势力，葛利高里都在骤变的环境下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这种新的认识造成了彼此的疏远。诸多残酷的细节在和平年代是不会出现的，葛利高里就是这样一边疏离这个时代，一边被这个时代疏离。
二、成为“局外人”的原因
黑格尔的悲剧理论认为伦理实体的分裂是悲剧产生的根源，这种分裂而产生的冲突实际上就是人物性格在某种具体情境中所遭受的两种普遍力量（人生理想）的对立。“在黑格尔看来，冲突的悲剧性在于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自己的辩护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实内容能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10]黑格尔把冲突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物理的或自然的情况所产生的冲突”，也就是自然的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指天灾，内部没有什么实在的联系，如《斐罗克特》，该剧的冲突是由于主角斐罗克特的脚被毒蛇咬伤而引起的。第二种是“由自然条件产生的心灵冲突”，即人与外界的冲突。这种冲突的前因后果就比第一种明显很多，莎士比亚的《麦克伯》就是一个例子：戏剧冲突起于主人公麦克伯被剥夺了王位继承的优先权，由此而引发了麦克伯的一系列“罪行”。第三种是“由心灵性的差异面产生的分裂”，即心灵的自我冲突，如《俄狄普在柯洛诺斯》。“黑格尔认为前两种冲突是不合理或不公平的，它们只是一种‘助因’，理想的冲突必须起于‘人所特有的行动’，起于两种普遍力量的斗争，这才是悲剧的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