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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们的争斗也使的官位的升迁不在考究官员的能力，而是看是所在的集团利益，溜须拍马、买官卖官层出不穷。捐纳制度就清朝买卖官位的代表。其实，捐纳由来已久,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但是，真正成为一套完善的制度,还是在清朝。顺治时期,户部以“师旅繁兴,岁不如给,议开监生、典吏、承差等受纳。”康熙时,因用兵需要，首次树立文官捐纳的制度。雍正时期有开设武官捐纳。到乾隆朝时期,捐纳大行其道,甚至文官可捐道台、郎中,武将可捐至参将、都司。由此,捐纳成为了清朝人用官员的重要手段，这直接造成了清代官员整体素质的的下降。捐纳的盛行使钱财成为做官的首要条件，加重了整个政治环境的恶化。
作者借着对追名逐利的官员嘲讽和批评表达了自己为官的理念，纪昀认为作为贤臣良吏，必须达到下面的标准，“贤臣亦三等，畏法度者为下,爱名节者为次,乃心王室,但知国计民生,不知祸福毁誉者为上”。但基本点，也不过是传统儒家对为官的要求罢了，要奉行“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己所不欲,勿施与人”的儒家观念。作者对官员的要求首先是修德，所以，首先期望的是塑造内在的崇高道德。《阅微草堂笔记》着重表现道德的规劝作用，纪昀笔下的文人们，无畏无惧，靠的是自身强大的内心。检点生平，便可以直面鬼魅，心耳不动。这种德甚至在为官之前就要进行有意识的强化，如果德行有亏,则邪妖自招。如同《槐西杂志》中记载:“学宫有数鬼,教谕鲍先生出,则瑟缩草间。训导某先生出,则跳掷自如”。只要是端人硕士,即便身处鬼域,定不为鬼所击。可见，小说对德的推崇，有德之人生平未有不检点之处，即使鬼魅在前也镇定自若。无论是“无心布施”的爱堂先生，还是“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的许南金先生，都是德之大者。纪昀特意塑造这些形象，就是给出心中对文人的要求，是他对文人修德的期望。对道德的塑造借用鬼神之手，有鬼神来引导文人道德修养，现实的人需要虚幻的鬼来教导，可见道德塑造的迫切。
修德是良吏的前提，而务实是作者认可的官员的第二步。小说是以务实勤政的观点来审查官员的, 《滦阳消夏录》中董思任虽公认为良吏、,可是被狐精一针见血地批评，“不取钱乃畏后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清官。然而，额都统发仁慈之心,放跑了媚杀百余人的鬼魅,贻患无穷。但是,作者却认为，“姑容墨吏自以为阴功,人亦多称为忠厚,而穷民之卖儿贴妇,皆未一思,亦安用此长者乎?”由此可见，纪昀痛恨的是不能为民着想,专为自己博名的官吏。
最后，作者对做官第三个观念是刚正。小说谈到为官刚正并不是直接通过文人官员来展示的，而是以鬼神世界的冥官来表现的。《如是我闻》中就有一篇描写神灵断案的故事。冥官查验一郡人的善恶时,论断公正果决,取舍标准清楚,遇到无法裁决的疑案时也不贸然判断,要“此事出入颇重大,请命于天曹可矣”。神灵如此断案，作者也是如此看待为官之道的。刚正，是作者评价官员作为主要的标准，这是作者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的极力诉求。乾隆晚年,宠信和坤,立其为首辅大臣。和坤一手把持朝政,众臣敢怒不敢言。如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弹劾各省大员私挪库存银两，导致库存银两不足。乾隆大怒，派尹壮图到地方核查，和珅建议派户部侍郎庆成同往，郎庆成名义上是协同访查，实际上处处掣肘，最终使的尹壮图无功而返。在这样一个大的政治环境下，作者对刚正更是极力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