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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拥有独特政治主体意识的文官士大夫是基础
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无论就思文方式或行为风格说,宋代士大夫作为一个社会整体都展现了独特的新面貌,相形之下,不但前面的汉、唐为之逊色,后来的元、明、清也望尘莫及”。[9]正是宋代文官士大夫在政治上形成了独特的主体意识，从而积极的参与政权，为文官政治的全面确立奠定了基础。
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知识分子都怀揣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却缺乏实现的条件。先秦时期重用军功出身的人为官取代世袭的贵族群体，汉唐时期虽有知识分子入仕的途径，然而他们很快便融入上层士族之中或者只是个人在发挥作用，士大夫在政治上尚没有真正形成稳固的政治群体。他们的政治主人翁意识不强烈。汉代贾谊论述君臣关系时说“故为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声；士民学之，其如响；曲折而从君，其如影矣”[10]。唐代韩愈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11]。
只有到宋代，统治者重用文官，重视文人，通过科举制度使各阶层读书人获得入仕途径。他们没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力，其荣辱盛衰皆掌握在帝王手中，这就决定了他们对赵宋王朝的耿耿忠心。从此士大夫个人政治理想与王朝的统治政策密切结合起来，文官士大夫才形成了整体，占据了政治主体地位并产生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政治使命感和责任感。所以当统治者主动选择“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后，真正的使“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深深的刻在文官士大夫的心头。
宋代士大夫整体形成了强烈而独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主体意识，这不仅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更是这个时代所有文官士大夫的政治抱负。他们敢于上书言事，敢于质疑批评，积极参与政治，体现出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宰相赵普就敢于批评皇帝以个人好恶判断大臣，说“刑赏，天下之刑赏，非陛下之刑赏”[12]。他们为了赵家天下的稳固发展，能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面临内忧外患之际，产生了强烈的政治主体精神，发挥了巨大的凝聚作用。北宋社会积贫积弱,这种意识便主要指向国内,以改革弊政为目的，出现了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改革变法。这些文官士大夫们从政治主人翁地位的角度出发，完善了官员选拔制度和运行机制，为文官政治的完全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以至在后来南宋政权偏安东南一隅时,“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官士大夫们在保家卫国、抗击金兵的战争中前赴后继，勇敢无畏。状元文天祥在元军进攻时组织立即捐献家资充当军费，招募当地豪杰，组建了一支万余人的义军，开赴临安。失败之后他又碾转南方，但始终百折不挠，即使南宋皇帝都屈服了，他还不肯投降，生是大宋人，死亦大宋魂。还有临危受命的陆秀夫宁愿背负少帝跳海也不变节……他们的事迹轰轰烈烈,名垂青史，回报了宋王朝对文官士大夫的不薄待遇。正是因为文官士大夫真正将自己当成国家的主人，才会竭尽全力的去拼命保全，从而谱写了宋代熠熠生辉的文官政治。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统治者制定的以文治国政策还是构成文官政治主体的士大夫，都是文官政治确立的主观的人为因素，具有可变动性。而作为文官政治形成的标志，科举制度在宋代的完善发展则为文官政治的完全确立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科举制度之完善是保障
科举制度始创于隋，唐代时开始发展，这是一种由朝廷分科取士，考生可以自由报考，主要根据成绩录取任用官员的制度。唐代选拔官员时虽然主要以考试成绩决定取舍,但关中士族和山东士族仍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力，举荐门荫还在实行，牛李争即是一例。因此，科举取士并还不占绝对主导地位。加之唐末五代的军阀混战后，全国统一的科举考试更难以进行，科举制度也得不到完全确立。因此文官政治在宋之前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