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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充满浪漫气息
《长恨歌》是白居易借他情抒己怀之作，即当时白居易曾有一挚恋之人，但不能终成眷属，因而有感于李杨的爱情故事，也想起了自己的伤心往事。作者借帝王与贵妃的真切感人爱情，抒发了诗人与爱人分离深深的遗憾，表达了对爱情的歌颂及对天下有情人深深的祝福。
白居易旨在歌颂凄美爱情，于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对李隆基和杨贵妃有很大程度的美化。杨贵妃被描写成一位美丽的大家闺秀，天生丽质被选为贵妃进入皇宫，又因艳冠后宫被唐玄宗专宠。舞姿精妙的杨贵妃与权倾天下的唐明皇，是一对恩爱夫妻，无奈安史之乱受逼迫，命丧马嵬。塑造了一位美丽但薄命，爱而不能的美丽妃子形象。而把唐明皇在开头一句塑造成了重色之人，或许有些批判，但也为下面杨贵妃的出场做了铺垫。唐玄宗与杨贵妃恩爱异常，高高在上的帝王却专心痴情。在贵妃死时，掩面而泣，贵妃死后，玄宗日日思念，睹物思人愁肠断，真是“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2]塑造了一个痴情的悲情帝王形象。从二人的形象塑造上，虽在开头一句有批判意却一笔带过，对妃子并无有损之言。但描述中不难发现作者对人物的喜爱、赞颂，“白居易从一个文人的视角塑造了两个美好人物的悲剧形象，描绘了一个宏大的爱情悲剧。” [3]
人物形象的塑造离不开对以往材料的搜集与取舍，而材料的使用是为主题及人物服务的，因而文学作品不同于历史文献，故事有虚有实。“该诗绝口不提杨玉环曾为寿王妃事，说她在入宫之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4]身世清白，自然也就没有道观出家的事了，纯洁了爱情基础。把收安禄山为义子一事闭口不提，更没有杨玉环与安禄山有染之事，“杨国忠之擅权，杨家兄妹炙手可热的权势、明皇与杨贵妃之姐虢国夫人的暧昧关系等。这些“秽语”被诗人一概删削了，只留下超越具体背景的理想化了的爱情部分。”[5]轰动一时的安史之乱也只用“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6]简单告知，并未叙述起因及责任人，仿佛这个战乱更是见证了二人情深。简化马嵬经过，重点写帝王掩面哭泣，美人香消玉殒及此时荒芜的环境。并在结尾处添加了妃子羽化成仙，二人真挚的爱情感动上苍，二人仙山相会的民间传说，这也是符合我国传统意识的大团圆结局了。这些题材的取舍是经过作者精心筛选的，对损害爱情纯洁性方面的材料情节都隐去了，再添加进作者的想象，为我们呈现出纯洁美丽的爱情。
（三）彰显繁荣开放的文化底蕴
中唐诗人白居易为何如此讲述这段帝妃恋？“人不厌唐德”，唐玄宗时期，国家富足，社会安康，故而对开创盛世文明的唐玄宗相对尊敬；安史之乱来的迅速走的也迅速，唐中期许多百姓对这一历史并不十分清楚，也就不会特别义愤填膺，对隆基和杨贵妃还是持宽容态度的。作者感于自己与恋人不能团聚，故将己之情怀倾于文中，旨在歌颂美丽爱情，于是对历史上两位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帝王、贵妃形象有了很大程度的美化，也可能因为“为尊者讳”的原因，对损害爱情纯洁性方面的材料情节都隐去了，显得凄美动人。唐朝的繁荣开放，孕育了浪漫主义色彩，虽然唐肃宗之后国力虽不如前，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到元和时期，国家状况好转，民族关系改善，大致处于和平状态，边境危机缓解，加强了中央集权，也有了元和中兴局面，故而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还在延续着，诗人笔下对自由与爱情的歌颂还在散发魅力。文人的地位崇高、思想开放，留下许多风流情事，因而这时期许多传奇小说多写情事，如元稹的《莺莺传》，陈玄祐的《离魂记》，蒋防的《霍小玉传》等传奇都描写了一段段凄美恋情。“元和之际由雅入俗的浪潮而日趋壮大”，[7]许多诗文都转向叙事抒情，也难怪像白居易元稹这样提倡写实讽喻的诗人也有叙事抒情诗了。而结局中二人的相会也是符合我国传统意识的大团圆结局了。作品中涉及到道士招魂与妃子成仙的情节，这是“受到佛教变文乃至道教仙化故事影响”。[7]唐朝对外交流频繁，曾有著名的“丝绸之路”，中外思想文化传播互相影响。佛教在中国发展壮大，达到顶峰，武则天之后虽有所遏制但思想已生根发芽佛教用语见之百姓日常生活，道教吸收外国宗教自成一派，不知老庄哲学精华传承与否，倒是发展了周易卜卦、烧炉炼丹、驱鬼招魂之类招数。唐时还有伊朗的摩尼教、伊斯兰的穆斯林，日本朝鲜等不同国家文化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