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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老舍与“京文学”
京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的一支，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不同于“京派”文学所代表的精英文化，“京”文学是市井平民的代表，“如同后来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在话语系统中将北京文学中的‘京派’和‘京’做出区别一样，通常用‘京派’和‘京’这两个不同的语词来描述北京文化的上下两层。”[1]京文学在上世纪的发展变化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在清朝灭亡后至民国初年的时间里，京文学还是局限在京话小说，那时的作品注重的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代表作品有文康的《儿女英雄传》、王冷佛的《春阿氏》。到了老舍时期，老舍的作品主要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与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比如《二马》、《牛天赐传》、《四世同堂》等作品，不仅如实描写了京文化，更是在作品中加入了老舍自己强烈的主观情感，批判了京文化中的糟粕，却也将京文化中的精华展现给了读者。80年代的新京小说家们可以说是京小说发展的后续力量，这一时期的作家们将主要笔力放在了对北京城里小市民生活的描绘以及老北京风俗民情的展现。而90年代以来的京文学，则大多是表现一种对昔日传统生活的回望与表现现实生活不尽人意的落寞，尤为有名的是王朔，他的文学作品带有独特的“京痞”意，尖锐、疯狂、混不吝都是王朔作品的代名词，同时也在文艺界掀起了一股“京痞”浪潮。
综合来看，这些京文学作品虽然处在不一样的历史时期，有着各自不同的特征，但大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传统京文化的回望。这些作家们大都是旗人、老北京人，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油然而生的自豪感，他们爱北京的一切；然而，历史是前进的，老舍也认为一种文化太过悠久便会腐朽，从这文化里走出的人也是“出窝老”，当不能再享受北京的优雅与华贵后，作家们开始回望那段繁花似锦的岁月，打捞历史；看到他们的作品，总能感受到作者对于生长在北京的自豪感和那种繁华不再，一种“再也回不去”的落寞，这也是京文学的核心内涵。由此我们可以明确“京”究竟是什么，“京”是人与城之特有的精神联系中发生的，是人所感受到的城的文化意。‘京’尤其是人对于文化的体验和感受方式，进而认为应该把‘京’作为一种风格现象去把握。”[2]
二、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地域文化特色
（一）从题材看“京”
老舍先生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故事的发生地是在北平；第二类是虽然故事展开的环境不是在北平，但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地道的“老北京”。当然，也有《猫城记》这样的作品，整个故事的发生背景都是虚构的。
故事发生在北平的作品有很多，比如《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牛天赐传》、《正红旗下》等等，这些作品都在延伸故事情节的同时，对北平城做了描绘。《四世同堂》的故事发生地是在北平城的小羊圈胡同，从小羊圈胡同里住户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北平城。《骆驼祥子》中，祥子作为社会底层的人力车夫，他的生活就是北平社会底层平民甚至贫民的代表；《正红旗下》则把北平城里的旗人，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做了真实的描绘。所以，在众多老舍的作品中，在不同社会属性的主人公眼里，北京一直都是那个北京，可也是不一样的北京。
第二类作品是故事情节的发生地不在北京，但主人公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二马》讲述的就是一对中国父子客居英国的故事，即便是在快节奏生活的伦敦，老马也能用自己身上独有的北京气质成为“伦敦第一闲人”，他要喝茶、浇花、站在窗前观雨，追求生活的品质；他的一举一动，思想方式都像是大晌午就坐在茶馆里喝茶听书的北京大爷形象；所以，虽然不是在北京，可仿佛看到了一个移动的浓缩的北京城，老北京的人走到哪里都能把京文化带着，一身的京腔京韵，一个人便是一座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