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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两部喜剧作品中不难看出，她的创作题材倾向现实主义，主要是描写人们的日常生活，反映的是社会冷暖、世态炎凉。正如杨绛在介绍《小癞子》时所说：“这里没有高超的理想，只有平凡的现实。”[5]在她世态人情的喜剧以及小说中，主要描写对象多为普通男女生活琐事、婚姻爱情纠葛、财产关系、家庭人伦关系等等。杨绛在这一点上延承了莫里哀远离政治的创作主张，同时这种视角也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限制。杨绛在《喜剧二种•后记》中说：“上海虽然沦陷，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始终没有压没。剧坛是一个重要的阵地。当然剧坛不免受到干预和压力，需演出一些政治色彩不浓的作品作为缓冲。”[3]而杨绛本身又是一个自觉和政治保持一定距离的作家，因此它的这两部喜剧作品很明显的倾向于描写市民的日常生活，着重地表现他们的兴趣爱好和思想意识。
2．草根大众的人生摹本
杨绛的剧作中没有一个高大完美的人物, 也没有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有的只是平民布衣、草根大众，但正是这些普通人才更具书写的价值，更能反映广阔的人生样貌。这些人物的身上免不了会有一些缺点，像虚伪、势利、自私、冷漠等，而杨绛并没有刻意夸大或掩盖，而是如实地将他们表现出来。
《弄真成假》中利欲熏心、自私自利的张祥甫，一肚子的生意经，连女儿嫁人这等大事，在他的眼里也是一场交易，一桩稳赚不赔的买卖。然而，女儿是否幸福，却远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利欲熏心的他明显认为只要有钱就能幸福。即便是后来自己的亲侄女跟别人私奔，他也没有关心，反倒怕连累了自己，自私自利的心理可见一斑。杨绛通过对张祥甫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成功的将一个满腹“生意经”的商人形象展现在人们眼前。他嫉妒爱财又虚荣自私，完全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不称职的父亲。然而，当我们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一下，不难发现他的那份父爱不比一般人少，只是他用了我们所不能认可的甚至是病态的方式表达了出来。比如，她把女儿的婚姻，当做一桩生意来做，表面上看来他是被钱财迷了心窍。实质上，在他的观念里，那是对女儿再好不过的关爱，他认为物质是对女儿未来生活的一个绝对的保障，没有什么能比让女儿过上富足的生活更让他放心的了。加上后来，侄女跟人私奔的作为，损害了她女儿的名声，这在他看来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不能容忍有任何不利于他女儿幸福的因素存在。这样一个身兼各种矛盾的“张祥甫”，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来看，已经不仅仅只是一个简单的人物符号，而是一个代表，代表着当时典型的上层市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代表着旧上海利己主义的社会风气。而杨绛则以平视的视角对他进行审视，以温和的笔触来对他进行描写，没有主观的臆断，也没有刻意的讽刺。她只是将该人物如实地展现给读者，不做好坏评判，给观众留下足够的自我思考空间。
再如《称心如意》中势利伪善的祖荫夫人，心如明镜的李君玉等等，这些似好非坏的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都是真实普通的人民大众的性格特征。杨绛在剧中并没有刻意地惩恶扬善、宣扬仁义，而是尽己所能地表现一切的真实，让读者自己去判断好与坏、是与非，从判断中领悟到人性的全部。
3．华洋杂处的城市文化
杨绛再回到上海生活的时期，便是杨绛创作喜剧的时期。这时候的上海已经沦陷，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涌入，新文化与旧文化，新思想与旧思想的不断碰撞与更替，给中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这种更替是不可能很彻底的，因为当时的上海城市本身还没有实现现代化。于是，每个人的身上便带有了两种不同文化的种子，人们自身的矛盾和人之间的矛盾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出来。而此时，具有极高敏感度的杨绛便及时准确地抓住了这一点，将人身上的这种新旧文化的矛盾与上海人特有的机智精明的处事方法，通过喜剧的方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