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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跋》文共681字，主要贡献在于考证了《取经诗话》刊刻于南宋临安书坊，并且提出《取经诗话》是南宋流行的说话之一。罗、王均为一代大家，因而关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南宋说经话本的意见从一开始便被视为定论。后世学者大多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延伸，例如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将其列入“现存宋人话本” [4](p198)，陈汝衡《宋代说书史》将其列为宋代“说经”话本[5](p123)，程毅中《宋元话本》称其为“早期说经性质的话本”[6](p29)。游国恩《中国文学史》将其年代定为南宋[7](p104)，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将其归入宋代说经话本[8](p294)。
但其实罗振玉选择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为书名已经包括了一个后果严重的无心之错（下详），而王国维的论述中更包含了影响学界数十年的主观臆断的错误。
1982年，两篇力作同时对王氏的说法作出了有力的反驳，一篇是刘坚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写作时代蠡测》，另一篇是李时人、蔡镜浩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时代考辨》，两篇文章不约而同地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应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刘文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考察，将《取经诗话》的语音与唐五代西北方言进行对比，发现两者不仅高度相似，而且语法有别于宋人话本，其语法当与变文同时[9]。李、蔡二位先生的文章从《取经诗话》的体制和表现形式、具体内容和思想倾向、语言现象三个方面研究，认为其写定年代不会晚于晚唐、五代[10]。
这两篇文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首先他们都对公认的《取经诗话》是宋代说经话本的说法提出了质疑，其次是两篇文章各有所长，各有分工，刘文重语言分析，李、蔡文重形式、内容兼及语言，两文几乎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考证，最后两文几乎同时发表，不谋而合，结论相同，相互间形成了自然的印证。两文的研究成果，让人们重新审视、解读《取经诗话》，大大地促进了《西游记》成书过程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取经诗话》产生于唐五代西北地区寺院俗讲的结论与几乎同期在敦煌附近发现的早期取经壁画又一次形成了呼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文对于《西游记》研究的先导性影响逐步显现。学术界在两文——也包括敦煌取经壁画的被发现——的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延伸研究，八十年代开始，陆续有研究者将《西游记》的研究视点转向了唐朝以来文化交流频繁的西域，蔡铁鹰先生称之为“视点西移”。在学术意义上主要包括：
1.重视敦煌地区安西榆林窟发现的唐僧取经壁画，开始意识到它是向世人展示了以猴行者为标志的同一系统的取经故事在“南宋”、“临安”、“话本”之外的存在。
2.以对《取经诗话》的重新定性为标识，探讨取经故事的内在文化基因。如从沙僧形象原型研究发现，发现其有着明显的异域、异族特点。
3.在此基础上，对近二三十年各地发现的新资料例如山西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山西稷县的唐僧取经图等等都有了新的解释，并赋予了新的意义 [11]。
进入二十一世纪，在两文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的学术分支——“成书史”，《西游记》成书演变概况得到了比较清晰的描述，“原生的取经故事”这一全新概念被提出。蔡铁鹰先生的《西游记的诞生》进一步拓展并且完善了取经故事演化的路线图。新的演化路线将《西游记》成书分成六个阶段：原生取经故事阶段、取经故事初成集结阶段、初入中原的戏剧形式阶段、元代戏剧发展阶段、元明平话故事阶段和章回百回本阶段[12](p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