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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死亡而言，叶兆言更多的是书写爱情。研究者不仅能挖掘出作家在作品中的爱情观，更能还原其对人性以及对历史的思考。高旭国就曾以叶兆言的《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为例，提出该“作品通过一个人物的爱情故事建立起一种新的爱情神话。”[8]汪剑豪与汪鹰豪在他们的作品《玫瑰底色是真诚，洗尽铅华识不俗——读叶兆言新作<玫瑰的岁月》[9]中，也从爱情、双重结构以及叙事语言三个方面解读作家在作品中展现的历史，其深度远超于对爱情主题的研究。而对这一主题研究最具意义的则是陈娇华的《解构中蕴涵着怀旧——从爱情书写角度考察叶兆言的新历史小说》，[10]论者不仅对其爱情的情感性与精神性作了较为具体的阐述，而且以此为切入点，考量了叶兆言新历史小说彰显的启蒙性与解构性，极富学理意。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三）叙事技巧的研究
费振钟曾这样定义叶兆言：“与中国现时大多数青年作家相比，叶兆言慢慢地显露自己，也慢慢地被读者认识和被评论界肯定。他既然不靠偶然的机遇一蹴而就，那他必然靠技艺上的日渐熟练得到关注”。[11]事实上，大部分论者将叶兆言作为技术型的作家来研究其作品中的叙事风格和艺术特色。
对叶兆言的研究者来说，一件比较困难的是就在于应该将其作品具体分类到先锋小说还是新写实小说，因为似乎他的作品中两种倾向都有。杜华的《叶兆言小说叙事策略分析》[12]认为叶兆言的小说看似平常，但其实蕴含着明显的先锋意。她通过叙述视点、叙事结构和态度等多方面的举证，论述叶兆言在叙事时空的开拓及叙事存在各种可能性方面做出的诸多尝试，理论依据十足。而周新民的《叶兆言小说的历史意识》[13]则重点论述叶兆言的作品可被称作“新历史小说”。作者通过分析《枣树的故事》、《追月楼》等中篇小说中不同的叙事方式所叙述的历史，来透视作家对“历史”这一话题的反省。虽然这两篇文章对叶兆言作品进行不同的分类，但更加印证了叶兆言写作的灵活性以及其叙事的成熟。董瑾《小说的可能性与随意性——叶兆言的小说<走进赛珍珠>读后感》[14]所作的研究，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作家叙事技巧的成熟还应体现在语言运用的艺术上。叶兆言对古今中外的文学都有所研究，因而受到的影响也比较广泛。有学者将叶兆言特定作品中的讽刺艺术与钱钟书及张爱玲相关作品作比较，来分析其语言的艺术性。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完善的是田宇贺、吴晓燕的《叶兆言小说语言风格论略》[15]，不仅总结出叶兆言在词汇、句式以及修辞等方面所对应运用的短语、古典对话和反讽的特征，还概括出作家语言的艺术性在于冷静从容而又具有幽默色彩。笔者认为这份研究比较全面。
（四）“重述神话”的研究
进入21世纪后，学者对叶兆言单篇小说的研究进入高潮，尤其是对关于“重述神话”的长篇小说《后羿》的探讨远远高于其它单篇小说。这其中既有纯粹解读《后羿》中的爱情观和人物形象，也有运用比较研究法，将叶兆言的作品与其他作家的作比较，来体现叶兆言创作的独特性。
无论是古代神话还是叶兆言笔下的后羿，无疑都是一个英雄式的人物，但两者之间却又所差别。张玉洁的《英雄崇拜下人性的疏离与回归——解读<后羿>对后羿形象重构》[16]认为后羿不再只有神性，在他身上还体现出人性，正是这种人性的回归引发人类的深刻思考。而另有部分学者认为《后羿》阐释的是一种放逐的爱情观，这无疑是符合现代社会的一种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