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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90年代中期，陈染和林白的作品开始让人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女性世界，当时她们的写作被称为“私人化写作”，也有人称之为“身体写作”，在她们的写作中，大多是以身体来叙事，以女性自我意识的角度来阐述，可以说是被公认为很有成绩的女性主义作家。2000年左右，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一出现就引起了极大关注，也引来了一大波口水。从这以后，“身体写作”一词出现的频率也越来越高。
如果我们给“身体写作”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借用谢玉娥发表的《当代女性写作中有关“身体写作”研究综述》中的如下观点：“‘身体写作’主要是被用来指称我国女性写作中有关身体书写的一个特定词语。这个定义过于学术，过于遮掩，过于文雅。我喜欢直来直去，我个人认为，所谓“身体写作”是指当代一些女性直接暴露自己的身体特别是传统上忌讳和敏感的部位，直接详细记录和抒发自己的性生活感受和体验的文字作品，供人们欣赏，取得一夜成名的轰动效应。”[2]
二、《上海宝贝》中的“身体写作”
《上海宝贝》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法，讲述了主人公倪可周围发生的故事，她把男朋友天天视作自己的知心人，是自己爱情的归宿，虽然他是个性无能，与此同时她还有一个叫马克的情人。在小说中倪可清楚地把爱情和性分开来，马克是一个有家室的上海外商，具备超强的性能力还有西方男子对女性的体贴，他成功诱惑了正和天天同居的倪可，于是倪可摆荡在天天的精神爱情和马克的肉体诱惑中，她时常觉得自己是不能原谅自己的，但是又时刻在找借口原谅自己，最后天天因吸毒死亡，马克也飞回德国，倪可的双线感情于此告终。
其中较为耸动的便是性场面的描写，卫慧挣脱了道德的束缚，在小说中，她准确的表现了女性面对情欲的生理反应。她在《上海宝贝》中第一章便这样写到：“在复旦大学中文系读书的时候我就立下志向，做一名激动人心的小说家，凶兆、阴谋、溃疡、匕首、情欲、毒药、疯狂、月光都是我精心准备的字眼儿。”[3](p3)以及：“爱花的天性使我变成不能免俗的女人，但相信终有一天我会把自己在镜子里的脸比作一朵有毒的花，并在我那一鸣惊人的小说里尽情泄露关于暴力、优雅、色情、狂喜、谜语、机器、死亡、人类的真相。”[3](p8)到了书中二十一章则是：“为了精妙传神的描写出一个激烈的场面，我尝试着裸体写作，很多人相信身体和头脑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关系，就像美国诗人罗特克住在他的百年老宅里，对着镜子穿穿脱脱，不断感受自己的裸舞带来的启示。这故事可信与否不得而知，但我一直认为写作与身体有着隐秘的关系。在我体形相对丰满的时候我写下的句子会粒粒都短小精悍，而当我趋于消瘦的时候我的小说里充满长而又长，像深海水草般绵柔悠密的句子。打破自身的局限，尽可能地向天空，甚至是宇宙发展，写出飘逸广袤的东西。”[3]{p166}我们可以看到，卫慧极力的想展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而存在的身体，并通过笔记录下自己最真实的想表达的话语。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小说中还描写了主人公倪可周围两代人的“身体交往”，一是天天的父亲、母亲、以及西班牙男子胡安。天天的母亲漂洋过海到西班牙赚钱，而她与西班牙男子胡安的结合、天天父亲的死亡、以及天天作为中国父母的后代只有一个空有其表的美貌和没有性能力的身躯似乎都在诉说中国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失势。二是天天、主人公倪可和德国男子马克的感情线。马克作为一个有妇之夫，却诱惑倪可与他同居，倪可则清晰的将性欲和爱情分开，将天天作为自己的爱情寄托，但身体却沉迷于马克的强壮肉体的诱惑中，只因为天天是个性无能。她会对天天保持愧疚之心，却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与灵魂一体。如果说天天代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完全的结合体，马克是象征强壮具有侵略意的西方殖民文化，倪可则代表了传统文化被西化的典型，呈现出一种臣服于强势西方文化的倾向，而天天因吸毒死亡的结局似乎在暗示着传统文化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