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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将文本中韩荷生与杜采秋、韦痴珠与刘秋痕对比，那么韩荷生就是魏秀仁想象中的自己。在书中，韩荷生屡建奇功、文武兼备，终得加官进爵，而知书达理、胆识过人的杜采秋也终成一品夫人。作者用虚构的方式将杜采秋塑造成一位完美女性，从而传达了父权制度文明的价值标准。而穷困潦倒的韦痴珠正是现实中的作者。国家动荡不安，使魏秀仁这些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科举入仕一再受挫。刘秋痕的出现让作者孤单无助的心理状态有所依靠。可见，只有男性建构女性时，她们才得以实现自身价值。《花月痕》中作者以其特定时代的性别体验将杜采秋与刘秋痕两名女性命名并使她们获得了意义。源'自:优尔-'论/文'网"www.youerw.com
文本中，作者以一个欣赏者、知音者的身份来描绘他想象中的娼妓。一个是胆识过人、知书通理的杜采秋，虽然她是一个娼妓的身份，但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的自主权，如第七回中说“采秋将万贯钗珠衣服，尽行弃去，购书十余架。”“其实采秋是乘此机会，要择人而事，不理旧业。”[3]（P30）采秋是一个进取型的女性形象，她不仅劝导韩荷生摆正自己的人生观，勇于实现自身价值，自己也积极的去战场杀敌，终得一品夫人封典。魏秀仁对娼妓的形象进行了干预，竭尽全力的将杜采秋与“佳人”形象靠拢，突现的是他对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的无限追求。也正是他当时所处的社会形势，让他不得不在自己所营造的安逸环境中聊以慰藉。
而文本中出现的另一位女性刘秋痕则表现出的是和杜采秋不一样的形象特征。刘秋痕和杜采秋一样也是名妓，但却没有胆识去掌控自身的命运。[4]然而即便处于自己无法掌控的劣势环境，她仍旧铁骨铮铮，爱憎分明，面对恶势力，她执拗倔强，不甘心倚门卖笑，对人总是冷淡；她借歌曲诉说满腔悲愤，抒发宛转凄楚之音；她为挣脱不堪的命运进行着誓死的反抗。而对同病相怜的韦痴珠，她爱护得无微不至，将苦果都隐藏在心底，不忍心其多一份担心和牵挂。比如她甘愿“割断痴情，苦守寂寞”，只为让他“惜些钱钞，作个长久打算”。[3]（P220）刘秋痕在作者笔下确实是一个充满血性、惹人疼惜的艺术典型。她所采取的对现实的抗拒性姿态，恰恰反映了男性欲望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个动荡年代的微妙变形。
一个是作者采用遮掩、淡化手段塑造起来的理想女性，一个是男性欲望建构起来的女性形象，缅怀过去美好的才子佳人状态与面对现实的残酷是作者在文本中所体现出的一种矛盾心理，也正是当时科举制度的千疮百孔、社会动荡不安导致知识分子在作品中宣泄出不安和理想化的情绪。一些学者说“作者在阐述封建社会女性的悲惨命运的同时，肯定、赞颂了她们的追求和才华”，倒不如说，作者通过自己在文本中所塑造的杜采秋和刘秋痕这一系列女性形象，表现出的是当面对陷入危机的社会时，知识分子对过去安定生活的追溯、依托以及对现实孤立无援急于寻求依附的心态。
可见，文本中杜采秋和刘秋痕两位女性形象，一个代表的是作者对明末清初才子佳人的无限缅怀和追溯，一个则代表了晚清中国男性欲望的某种变形从而建构出的自画像。这正是杜、刘在晚清时所体现的两个不同的女性形象的意义。
三 杜采秋、刘秋痕形象体现的现代意义
晚清是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阶段。以新小说和新女性为重心的文化诉求,使得这一时期成为文学中现代女性形象开始形成的关键时期[5]。清末小说中“新女性”形象逐渐浮现在人们眼前。她们是近代最早争取个人自由和解放的女性。[6]又经五四文学摒除了晚清“新女性”的侠邪和颓废之气，重塑进步知识女性，使更为成熟的现代女性形象得以实现。魏秀仁笔下的杜采秋和刘秋痕这一系列女性形象抛开青楼这一色情场所，抛开文本中颓废的气息，便是具备了当今时代特色的新型女性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