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中不仅程蝶衣死了，小癞子，菊仙也同样是选择了自杀，他们的自杀像沉闷又有力的钟声，一击又一击地叩问人的内心，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追问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探寻人性的复杂与深度。小癞子承受不了漫漫学艺之路的毒打与压迫，在把最美的糖葫芦塞到嘴巴里之后悬梁自尽。菊仙在最爱的人的背叛揭发之后，穿着当初盛婚时的红衣步向死亡。

汪曾祺就说过这样的话：“我也不喜欢太像小说的小说，即故事性很强的小说。故事性太强了，我觉得就不大真实。”[5] （P7）这代表了一批作家的小说美学观，即主张小说要淡化情节，要散文化、抒情化、诗化。有意识地淡化情节，即按照生活的原貌来描绘生活，写出生活最自然，活生生的样子。小说的结局可以说是平淡的，一种淡化的美，像是中国的写意画。蝶衣在文革中失去手指，无法再登台演出，在生活中褪去了棱角，也有了世俗的婚姻。多年后的相遇，曲罢后又各自走各自的路。这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的人的常态，时间会抹平一切，抹平的伤口之下会隐隐作痛，痛过之后又装作若无其事。淡化情节并不是小说对于生活不加以艺术提炼，而是情节的设定更能展现生活的本来面目，符合生活的真实本质。

  电影对小说的取舍，很大程度上是受时间的局限的，厚厚的一本书要用一个小时的电影来表达，这决定了电影必须得有自己的态度和改编，使得一些电影相较于小说结构更紧凑、情节更紧张、冲突更强烈，能够抓住灵魂，在短时间里爆发出动人心弦、摇撼人心的情感效果。电影《霸王别姬》的结局，浓墨重彩，如一张色彩浓郁的油彩。首尾呼应的唱戏段落，封闭性的戏剧结构，以及较强的故事性，令电影一气呵成。

  “电影审美除了思想性、哲理情趣、揭示人性、注重人生的终极关怀外，它还有极强的娱乐性。”[6]（P24）人类性、普遍性的愉悦和审美快感在电影审美中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可是一直以来，大众消费与精英意识都存在着诸多不和谐，陈凯歌的鲜明特点是他的精英意识，他的许多电影在这种高姿态的精英意识的影响下都不怎么卖座，如他的《边走边唱》、《孩子王》等，而他的《霸王别姬》却是将他的精英意识和大众消费巧妙的结合在一起，不仅宣扬了陈凯歌的自我意识，电影的大众性也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毫无疑问，第五代导演表现性美学的崛起与他们蓬勃豪迈、抱负极大、自视甚高、扩张型的主体自我是相一致的” [7]（P175） 表现性美学是主体对客体的侵凌和驾驭，是对客观表象的突破，而直接表现创作者的主观感觉、情绪、意念、体验，也可以说是自我意识的放大或者表现放大的自我。电影结局的重要改编是基于陈凯歌拒绝世俗平庸的精英立场，对主人公的平庸感到哀叹，也无法理解香港的尴尬处境，从而舍弃了原著的更合乎情理的情节安排，使程蝶衣走向了自刎的道路。程蝶衣的这种选择也是导演陈凯歌的内心折射，他对艺术的追求的态度，是程蝶衣对京剧的“从一而终”。陈凯歌试图通过在现实生活中比较罕见的纯真人物，对他一贯坚持的艺术理想作出表达，对个体精神作出颂扬。

  李碧华是香港神秘女作家，她的小说几乎都改编成了电影，《霸王别姬》、《青蛇》、《胭脂扣》、《秦俑》、《诱僧》、《潘金莲之前世今生》、《川岛芳子》、《父子情》、《饺子》。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她的笔触带有广东传统文化也带着香港殖民文化。在香港文化影响下，露出明显的商业化，雅俗共赏，在边缘化的写作视角下，作品呈现出瑰奇神秘，剑走偏锋的写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