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林白创作的推进，她不再过多强调与男权社会的对立，相反她开始以和解的姿态主动融入社会生活中。其实，最早在《玻璃虫》中，这种转变就可见端倪。主人公林蛛蛛较作者之前的林多米形象有了柔和的倾向，不再是激烈决绝地逃离男性社会，而开始以一种相对理性的眼光看待男性，让男性逐渐进入到一个可视化的区域中。“男性”在林多米那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她以被动的姿态在男性世界受伤然后逃离，男性只是另一种让她沉溺自我的手段，她其实并不曾了解男性。而林蛛蛛不仅有依赖的男友们，而且和十几个男人同住一套房，在汗臭的包围中过生活，对男人的感受真切而有发言权。到了《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这种态势已经基本定型。这时，两性关系不仅不再是对抗的状态，而且还变成了共生同乐的存在，偷情、婚外恋等的出现打破了世俗的常规，摧毁了伦理道德的枷锁，恣意构建欲望的乐园。透过脑袋长瘤的少年大头的眼睛，展现了王榨村的种种凡俗悲欢，脱离现代文明的农村日常在“本能”的轨道上渐渐延伸。通过与农村妇女木珍的闲聊，让人了解到湖北农村原始而琐碎的生存本相。这些都是作者以主动倾听的旁观者姿态叙述着新的境界的故事。

而在《致一九七五》中，那个顾影自怜，拥有“逃离”情结的林白已完全消隐，她主动积极地融入社会生活，以乐观的态度追忆革命岁月的生活体验，言语间娓娓溢出人生的真切感悟。叙述者以最直接感官的方式展现真实的历史场景，而回望的姿态滋长了记忆的温床，于是知青日常生活和个人内心狂想交叉兼容，凸显了革命岁月中小我隐于集体又暗自发声的重叠化存在。之前的《万物花开》和《妇女闲聊录》林白还以旁观者或倾听者的身份引领读者做出判断和审视，其后的《致一九七五》则亲自上阵，用个人自传的方式讲述旧时光的琐碎悲喜。但此时的自传化方式已与早期的那种女性独特话语的表达大相径庭，不再是沉溺自我，爱抚身体，坦陈精神伤疤的狂欢式自虐，而更多地转变为理性调控下的情感流露，标示“女性”看社会的有色眼光大大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在历史洪流中涤荡过的“人”的深情回忆。逃离社会的惊弓之鸟已经能在广阔的历史天空下飞翔了，与他者的对立也随之缓和，融入集体的共同命运中，在《致一九七五》上部的南流时光中，作者塑造了一个特殊的男性形象——物理老师孙向明。他作为一个男性，成为女孩子们关注的焦点，迷恋的对象。他干净而有磁性的声音，白且细的皮肤，单眼皮和细长的眼睛深深地印在了女孩子们的心中，使他成为大家的梦幻王子。作品中孙向明这一形象是圣洁完美的，他构成了“我们”青少年时期的美好记忆。不仅如此，其他男性形象，如喻章、韩北方等，也都是各有特点，性格逐渐饱满起来，不再被林白当作强权的象征，而是作为同时代历史天空下的个体，和女性人物们一起成长。由此可见，林白对男性的态度已经由对立敌视逐渐过渡到了和解正视。

更进一步，林白对待整个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感受也焕然一新，作品中知青与农村的关系就可作为佐证。“上山下乡”运动中，知青们在六感丝毫没有受苦的感受，也没有接受再教育的意识，政治造成的不可预知的命运把他们带到农村，他们却乐天知命地安然笑对，一点也不为现实生活烦忧，甚至以倔强的姿态活出了多样的精彩。其中着笔最多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安凤美。这是一个令书中的“我”既忌惮又羡慕的对象，她因个人作风问题转学到“我”所在的学校，后来又和插队大军一起来到农村，她始终在“我”的生活中，“像开放在那个禁忌年代里的欲望之花”，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洋溢着艳决的生命力。“我”对安凤美是既忌惮又羡慕的，甚至还想变成她。在“狂想另一种爱情”这章里，面对“我”喜欢的韩北方，“我”辗转在附以狐狸精似的一笑的安凤美和不解风情的小女子李飘扬中，幻想着如果“我”不是李飘扬而是安凤美，就一定不会错过自己喜欢的人。安凤美这个形象所代表的原始式的欲望如此和谐地存在于农村生活中，有指责的声音却无过多的干涉，而“我”幻想中与她身份的置换则暗含叙述者对此种生存形态的欣赏，安凤美在那个时代得以存在表明林白自觉地将符合审美的形象置于具体历史场景中，主动追寻其融入社会生活的生命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