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在论述阎连科作品时主要提出疾病的悲情化书写，苦难中疾病的寓言化，主要通过对疾病叙事作用与意义效果的方面来谈其寓言化的特征；现实苦难与疾病的融合写作；分析疾病叙事下的人生本源意义。[7] 疾病属于生理，而隐喻属于社会意义方面。[8]阎连科自身多病的体质，所以对疾病的书写能更直指人心，血与泪的描述才会更深刻，文字才充满着对活着的渴望与对生命的抗争。在《丁庄梦》中采取河南艾滋病泛滥的现实话题，赋予“热病”寓言式的向度，身染恶疾的农民源于自身利益的追求，不惜铤而走险，作家看出了艾滋病的现代意义，给予批判，并隐射社会主义的发展不合理的方面。

最后，阎连科作品大都有着奇谲的想象，追求的超现实主义使得其作品带有虚构性色彩。乌托邦意指一个虚构的场所，词义是没有这个地方。“阎连科匠心独运,他的乌托邦叙事拥抱苦难;以亲近“劳苦人”为重要出发点；兼收并蓄,杂糅了中与外、古与今的艺术,构筑了神秘主义、荒诞和寓言式写作的乌托邦叙事大厦。”[9] 他的乌托邦叙事并没有远离现实太远，前景是黯然的，末路是悲情的，他的乌托邦构建只能走向幻灭。

《受活》原本是地地道道的世外桃源，与中国传统社会相契合。但乌托邦的幻灭，受活庄最终的沦陷说明传统式的世外桃源在现实社会是无法存续的。吴晓东指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实践以及商品经济的消费乌托邦诸种形态的纷纷幻灭, 展示了中国乡土社会深刻的历史性危机以及当代文化理想和社会理想的阙如状态。”[10]受活庄最终只能存续于体制之内，最终退社成功却已无法重建世外桃源，受活人一的消隐只会换来片刻安宁。

乌托邦的幻灭是必然的，讲述的焦虑在于一直没有实现。文学作品中的乌托邦是紧随现实的危机而幻灭的，阎连科作品深刻的反映了这种联系。

二 苦难乡村与寓言化的叙事

《受活》全篇共八卷，植物从生长回归到种子的历程，依次为：毛须-根-干-枝-叶-花儿-果实-种子，生命都回归于种子，这种“倒叙”实际上是阎连科对拉美魔幻现实叙事的借鉴，这种与传统叙事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阎连科并没有全盘吸收舶来手法，在《受活》中，读者看到的是经过陌生化处理的中国小说，结构上明显有别于传统小说与五四新小说，但是在《受活》的情节安排中，穿插着很多絮言，从大量絮言中，读者可以看到大量的中国式的书写，河南方言，对传说运用以及大量政治史实的叙写，都表明阎连科的《受活》是带有拉美魔幻叙事色彩的中国式小说。

《受活》中所描写是一群残缺人受的种种苦难，首先，受活庄人为自己残缺的身体所苦，庄里大都是“瞎子、瘸子、聋子、缺胳膊短腿、断腿、儒女们”，这些生理上的缺陷让他们的生活有了许多不便，但是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在强调受活庄家家人人，都适得其所。传说中的受活婆是受活庄的先祖神明，是受活庄的祖先，哑巴、盲人、瘫子在受活沟把日子过得犹如天堂后，四面八方的残疾人都涌来，留在受活庄，繁衍生息。茅枝婆作为红四方面军战士被记入县志，是当下受活庄的灵魂人物，是茅枝婆将闭塞的受活庄引进现实生活，融入社会。受活庄开始也并没有辜负受活的享乐、快活、痛快淋漓之意，然而《受活》中为读者展现的是50年代之后的受活庄遭受的种种灾难。这些苦难的源头在于圆全人所掌控的政治权利与话语对残缺人的侮辱与欺压，打破受活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首先是茅枝婆，以老革命身份为豪的烈士后代，在世界都翻天覆地时，茅枝婆理所应当的担负起革命的使命，带着受活入社，入社后带来了短暂的天堂般生活，而后灾难便接踵而至，受活庄遭受了一次次天灾人祸。首先是铁灾，即大跃进时期烧铁炼钢，将庄人农具，锅碗瓢盆等铁器全部上缴，受活人也是在这一次提出退社要求。之后大劫年，因大炼钢铁，又遭受了蝗灾，爆发了大饥荒，受活庄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但外面的几个圆全人拿着信开始要粮食，到最后变成了抢劫，抢走了受活庄人埋在床头地下的粮食，受活人接二连三地饿死，庄头新坟如雨后春笋般，最后村头也就有了像麦场样新的坟包。“圆全人就是你们残疾人的王法”[11](p164)，“天下哪有残人比圆全人过得好的道理吗” [11](p166)，圆全人压制残缺人在思想上的是有渊源的。圆全人是残疾人的王法在作品中多次强调，残疾人在小说中指的是受活庄人，但也具有深刻寓意的象征化的表达，圆全人可以视为一切欺凌弱小的化身，凌驾在处于底层社会的劳动者头上，无视法律与道德，这在当下社会现实中大有存在，这样《受活》内容上就具有了普适性。在这次灾难中，茅枝婆发毒誓，死也要让受活退社。至此，革命家茅枝婆发誓不革命了，圆全人所建立的秩序在受活庄彻底被打散。之后又发生了“黑灾、红难、黑罪、红罪”，即1966年爆发的“文革”，是受活庄无法避免的，在划分地主成分时，工作组在受活庄开的会，会上的审问将文革的危害性与虚伪性显露无疑。“瘸子要用瞎子的腿，瞎子要用瘸子的眼，聋子离不了哑巴的耳，哑巴离不了聋子的嘴”，[11](p217)残疾人之间取长补短，将残缺的日子过得美美满满，在革命者看来，家家都是地主；残疾人通过自己劳动存粮十几年吃不完，在革命者看来，则是残疾人藏了粮食；大劫年圆全人抢粮食，在革命者看来是把自己的粮食要回来。这样的颠倒是非黑白，无耻流氓行径，从根本上质疑了文革的实质。在这次大劫难中，受活庄开始是轮流去公社遭受非人的游街揪斗，最后茅枝婆一人承担了那所谓的“黑灾”与“黑罪”的苦难，之后的“红灾”灾情一点不比“黑灾”少，受活人开始了修梯田的苦役，残疾户主接二连三的自杀，为了是让家人回村子埋葬自己，以自绝的方式换取家人生的可能，革命者建立的秩序与生存冲突，这是作家的文革记忆，也是一代人记忆的凝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