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的另一个阶段，徐渭“有幸”得以入赘。在明朝社会，入赘是极少数人才有的人生经历，造成了男女地位的置换。在广大男权社会中，男性作为女性的“监护人”，吸收了女性的人格权利，女性的所作所为几乎完全依附于男性。入赘则相反，男性人格权利大部分被女性吸收，像徐渭这样，仅仅保留些许人格权利。在这样男权深重的社会风气下，即使徐渭的岳父对徐渭的才学青眼有加，也难免徐渭沦为家族的“附属品”。然而，有得必有失，正是徐渭经历的这些特殊人生经历才赋予他观察女性的独特视角。徐渭的人生是不幸的，但是，这种不幸却带给他文学创作上的大幸。徐渭将这些人生经历中的所思所感所得投射在《四声猿》的剧作中。

前段所述均为徐渭在《四声猿》作品中展现的女性意识的现实背景和素材。现实中所见之不幸与大幸，在作品中均表现为对女性的正面塑造，徐渭鼓励女性发挥自己的智慧才能。具体《四声猿》中对女性意识的反思分为不同的层次。

第一层次在《玉禅师》中，这部剧其实是在为女性正声。这部剧中有两个主角——和尚玉通、妓女红莲。内容讲述的是玉通和尚苦苦修炼不得道，一朝被红莲破了色戒，结果转世投胎为妓女，反而最终得道。从徐渭对作品的表达来看，玉通和尚的破戒并非被动而是主动。这主要体现在，一方面是玉通已经厌倦禅林生活，“我在竹林峰坐了二十年，欲河堤不通一线。虽然是活在世，似死了不曾然。”[3](P198)他有想要探索禁域的内心冲动，从“这等却不稳便。”[4](P201)看得出，他对收留红莲这件事的后果很清楚，他的内心也是释然接受的。另一方面，徐渭让红莲发声，为自己正名。玉通破戒，从红莲角度来说，她本身是并无此意的，在剧本中说道：“我想起来玉通是个好长老，我怎么好干这种犯菩萨的事。”[5](P205)想来，身为妓女的红莲，身份何其卑贱，命运更是由不得自己，任他人宰割，“咳！官府如炉，只得依着他做了。”[6](P246)徐渭在此剧中为女性发声辩护，洗脱女性为“红颜祸水”的欲加之罪，这其实是对古代作品中女性无权为自己辩解的局限的极大超越。

徐渭对女性意识的更深层次先觉体现在《女状元》与《雌木兰》中。撇下文人的时代局限性，徐渭在《女状元》和《雌木兰》这两部剧中对女性能力和才智的极度褒扬不仅表达了徐渭认同男女地位上平等的思想，更直接地表达了对女性价值的肯定。封建社会将女性困囿在一个个小圈子里——闺房、厨房等，而男性所独踞的朝堂、沙场没有女性的空间。徐渭正是借花木兰驰骋沙场、黄春桃跻身庙堂这样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行为来大胆鼓励女性价值和能力。她们一方面拥有独立的政治和经济权利、珍贵的人格尊严和力量。这些体现在，花木兰危急时刻勇敢挑起家庭和社会重担，庇佑老父和幼弟， “休女身拼，缇萦命判，这都是裙钗伴，立天撑地，说什么男儿汉！”[7](P304)最终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干征战沙场多年，获“花将军”的美名，即使是在女性难以涉足的在国家军政大事上，也能博得一份名位。而在《女状元》中亦是如此，在科举考试这样男性穷追逐首的领域，黄春桃亦要博得一名，不仅要求与男性同等的科考权利，并且一举夺冠，将众多男性甩在官场门外，最终跻身庙堂。值得一说的是，黄春桃并不像传统的众多贪官污吏一样，居其位而不谋其事，甚至贪污腐败，而是勤于政务，居一方为一方事，造福于百姓，有着很强的责任心。另一方面，徐渭笔下的女性不像同时代的极大多数女性一样，崇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朴传统思想，这些主人公并非目不识丁，而是多读诗书，甚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徐渭之所以赋予他笔下女性人物这样的才学背景，其实是明指虽是女性也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体现了徐渭对古代科举制度有着大胆突破的创新思维，着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