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至情至性的歌哭

一个作家必须真诚，一个真诚的散文家，相比形式永远更看重内容和情感的表达，而成功的情感表达与其说在于文笔，不如说在于心灵，因为情感往往是心灵的映射。诱发乡土散文创作的动因便是乡土情感，乡土情感是由经验和记忆而来的。

乡土情结“常常会以一种强烈却又正常的情感方式展现出来”[5]，动情的泪水也许就是一个鲜明的抒情载体，例如在《惊悸蛙声》中，由着一阵猛烈的蛙声和眼前一时混淆记忆的场景牵引，耿立的眼泪便终于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其实，真正令耿立惊悸的不是故乡的蛙声，而是深藏于内心深处的故乡的记忆，他的泪水是在生活浸润和感染下的自然流露，是个性与情感无意识的迸发；他不断问着自己“不知为什么”，这恰恰凸显了耿立那份出离理智的，对乡土对故地的渴慕与眷恋之情。

对于情感的表达，寄情于景，寓情于物是耿立时常用到的抒情方式，家园就如他身体的一部分，哪怕是极细微的变化也能在他的情感中投射出深刻的光影。他对故乡的缅怀之情，首先凸显在他对故乡风土人情的着力渲染和工笔描绘上。触目所及的天空、树木、云彩、风月……在他的笔下都有了别样的韵。例如：喜欢用草芽般的手抓挠着我的春光、在雨水的搀扶下站立起来的青草、爱吵闹又爱捅窗户纸的北风……这里，耿立不可思议地放大了我们身边那些看来只道是寻常的乡村风物，将它们一一巧妙地拟人化，使其焕发出生命的灵光，同时也鲜明地表露出他那份对故乡风物深沉真挚的爱。

怀念乡土常常又和怀念故人结合起来，风物与人情相间杂。 在耿立眼中，散文是能触及人类心灵的文字，所以应当贴近人去写[6]，他笔下的乡村风物便常常与人物相连。他抱着一颗对故乡风土人情的赤子之心，将血浓于水的亲情，迷蒙伤感的爱情，桃李情深的师生之情，守望相助的邻里之谊内化其间，并与现实相连，不但写出了物，也写出了人，写出了人性。在《地瓜的乳头》中，他描述了乡土人家必不可少的饭食------地瓜，其间融合了乡人倚仗地瓜过活的贫苦生活场景及以此散发开的人情。乡村是地瓜喂大的，我是父母喂大的，于是乎有关父母与地瓜的记忆便自然成为文中与地瓜间杂记述的主体。在《棉布》中，耿立抒发了对乡村家织布的怀恋，他将棉布在乡村曾经的辉煌一一道来，同时将巧手的东菱化为乡村土布的象征，随着东菱的死，乡村土布文化也随之衰落。在耿立眼中，机器做成的羽绒服、太空棉是远比不上东菱做的大襟棉袄的。耿立借此哀叹了乡村传统纺织技艺和土布文化的湮没。

写人的散文不必故意编造情节，反能有效取舍事实，人物形象不必硬搭上某个主题，在写人方面更加灵活，可以“为写人而写人”、“以抒情态度写人”；许多乡土散文家借鉴了小说中的写人技法，在他们的笔下人物被描摹得细致传神，同时他们能从人物的琐闻逸事中透露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7]。

耿立的许多散文都可以很好地印证这一点，例如在《心痕》中，耿立便用鲜有的第二人称手法，将师生之情娓娓道来：象征文明的教师与象征落后的无名姑娘构成了全文的主体；由于乡村落后的思想观念，好学的姑娘不得不选择辍学，早早嫁人，着实令人惋惜；继而随着结尾处姑娘因生产而死亡的归宿，悲剧情绪被上升至顶点，然而在文尾处耿立的笔锋却再次转向环境描写，刻意地淡化了悲剧的色彩。借由人物的命运，耿立在淡淡的哀愁中冷静地讽刺了乡村所特有的落后腐朽的思想观念，在令人感怀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郁悒暴发的抒情效果。这些人事也许是真实发生过的，但考证它们的真实性在笔者看来大可不必，重要的是耿立的情感和记忆在其间舒展、发散，并由此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