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工参战本是为了援助协约国，但是华工在他们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改变了中国的历史。他们的参战与后来中国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密不可分。华工参战，积极援助协约国，最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中国因战胜国的身份也能够有机会出席巴黎和会，而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线。因此华工参战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二）巩固中国巴黎和会的合法席位

1919年5月4日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在中国展开，这就是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五四运动。这一运动的发生直接导火线就是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前提是中国能够有机会参与到这次国际事务中。从清朝末年到巴黎和会的召开，每次会议中国基本上都是以战败国身份出席并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从《南京条约》到《辛丑条约》无不表现出弱国无外交，恃强凌弱的局面。而这次中国代表能够跻身巴黎和会，第一次以战胜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讨论国际事宜，努力争取本国利益应该得益于一战华工的贡献，这与流血流汗的华工在一战中的表现是必不可分的。而中国代表团能够参加巴黎和会这正符合了当时梁士诒所提出的“以工代兵”计划的目的。

华工在一战中的表现无论从吃苦程度、接受能力、完成任务的效率还是从其品质都是可圈可点的。华工到达英法等国，最初从事农业、后勤运输、修桥筑路、挖战壕、装卸搬运军火和其它军火物资，还有一部分负责战地通讯、野战救护、打扫战场、掩埋尸体，更有一些华工从事维修与制造各种轻重型武器等繁重工作。到了战争后期，随着局势的紧张，有的华工转为军事人员直接参加战斗。看似不起眼的人物和工作，却为前线战争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对于华工的工作表现，英国记者韦克菲尔曾指出，“华工性灵巧，善工作，学习新法，极易领会，且体制耐劳”。《泰晤士报》特派员也报道说，中国人是很好的工人，他们可以整日堆积和拆卸木料而不觉辛苦，欧籍长官交代的任务，他们都能够如期的完成。华工体格健壮，装卸能力与效率都高人一等。[2]（p82）华工的工作强度不是我们现在所认为的8小时工作制，他们有时每天能工作16小时，工作后吃的是冷饭，还要受到长官的责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华工在欧洲的所面临的工作环境是十分恶劣的，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华工却依然能够认真完成工作。除去工作能力再观华工品质，在毕卡第战役中，一位带领华工队的英国军官因身中毒而被伏击的德国军官俘虏，此时的华工并没有逃跑，相反他们奋不顾身的与德国士兵搏斗，这一军官因为援军的到来而获救，但是华工几乎全都殉难，这位获救的英国军国说道：“我能保住性命，全拜华工所赐！”法国福熙将军曾向法国国防部机密报告书中称赞华工：“华工是第一等工人，亦可成为卓越的团兵，在敌人现代化疯狂炮火下，仍能保持最优良军人的品格，坚定不移。”[2](p.166)从福熙将军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法国的将军已不把华工当作是一名普通的工人，而是将他们同军人一样看待，被他们的应勇与大智大仁所折服。文献综述

由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一战中华工的表现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英法军官方面都是给予高度评价的，他们是肯定华工为欧战所做出的贡献的。华工在欧洲战场的表现对中国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国政府当初以“以工代兵”为计划，以此来达到参战的目的，十几万华工奔赴欧洲战场，最终一战以协约国胜利告终。中国作为协约国一员，能够以战胜国的身份跻身于巴黎和会和十几万华工的应勇表现是离不开的。也因此在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日本四处散播谣言，指责中国在宣战后一心内讧，宣而不战，没有资格参加会议时，中国代表陆征祥闻言立马驳斥日本，说道：“于外长任内，准法使康悌照会，批准惠民公司华工出洋，欧战时在战线中之华工二十万人，掘战壕，搬炮弹，制枪子，无论后方前线，华工均奋勇当先，中国何负于协约？！”[3]（上册，p301）陆征祥能如此说道，这正因为华工的真实表现才让其能够有资本同其他协约国据理力争，让协约国部分成员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