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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只有在经济独立后，才会获得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这是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类激励理论》得出的，其中将人的需要分为五种，“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逐渐递升，分别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上的需求，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8]人尤其是发展到今天，女性要想得到人格独立和自我实现，就必须首先做到经济独立，能够独立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只有这一层次的需要满足后，她才会去考虑下一层次的需要。芭芭拉一直在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因为她实现了生存的需要，她有能力去追求自己的价值。而红王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生存的需要，她永远停留在人类需要的第一层面。
在作者看来，觉醒的现代女性芭芭拉并没有完全获得新生，因为女性要想得到真正的自由，获得真正的自我，经济独立不能够提供最后保证，摆脱婚姻也不能，关键在于她必须在作为“人”的意义上重新确立自己，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新的观念体系，组织新的行为系统。芭芭拉作为生活在现代社会的女性，她一样面临着许多无奈和痛苦，她和男人一样支配金钱，拥有经济能力，所有这些没有使她的人生幸福快乐，女性的生理属性，和自古以来的社会角色，使她产生了难以抗拒的痛苦。尽管如此，芭芭拉•霍利威尔这个形象，还是能给女性以信心和勇气。因此，女性在获得经济独立的同时，要努力追求人格独立，在爱情、婚姻、家庭中不再扮演弱者的角色，所以女性真正要做的是像弗吉尼亚•沃尔夫所说的那样，勇敢地杀死家里的天使，走出观念牢笼，才能获得新的希望。
《红王妃》在关注女性苦难命运的同时也在努力为其寻找出路，它跨越了历史、文化、地域，通过塑造不同时代的两位女性形象，以现在的眼光书写过去，使生者和死者形成对话，芭芭拉•霍利威尔作为红王妃的替身，承接着红王妃的使命，又肩负着新时代女性的责任，虽然文中她没有圆满的结局，但她却努力的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里求生，并不断寻求自我的价值。“尽管生活艰难, 但她们都努力地活着,探求着属于自己的人生。虽然结果不尽人意, 虽然他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困境,但她们都在不懈地努力着, 实践着。”[9]女性的存在问题不仅仅是芭芭拉这一代人的责任，也是在她之后所有女性的需要共同完成的伟业，芭芭拉收养中国孤儿陈建依，就是这份责任传承的见证。
《红王妃》是一部跨时间、跨地域、跨文化的作品，红王妃和她生活的朝代的所有女性，在男权社会里，无一不沦落为牺牲品，这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18世纪朝鲜的悲剧，也是所有以儒家理论为纲常的封建女性的悲剧，虽然是悲剧，但毕竟有让人欣慰之处，而现代女性芭芭拉•霍利威尔就是悲喜剧的契合点，她拥有海明威所谓的硬汉精神，在困境中也不失一种优雅的态度，在逆境中保持强者的姿态，丈夫的疯癫、孩子的夭折、情人的猝死，生活中一切一切的磨难也没有使她低头，她带给广大女性希望的曙光。“她们有能力在历史和现实所造成的困境中幸存下来，能够在不断审视过去和谋求自我价值的过程中,努力摆脱命运的磨难，所以德拉布尔还是带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希望。”[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