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与性别角色辩证关系中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5]在男权社会里，女性不自觉的围绕在官场男性的身边，女性崇拜男性的权利，爱慕男性官场上的才干，有的甚至自觉不自觉的与男性进行着权色交易，女性总是在不断地改变着，并为官场中的男性扮演着陪衬，衬托并支撑着男性的魅力。《女同志》中崔定利用权力帮林美玉升了职位，当崔定被纪委立案审查后，机关里的人没有指责与借鉴，反而替着抱不平，并把矛头都指向女性，批判女性巴结、勾引、投怀送抱，最后把崔定给害了。持这种女性唯错论的人一拨接一拨。任何一件事情，不论对与错，两方甚至多方都是需要承担责任的，这样一味的将责任推给女性，并毫无自责感，可谓将性别因素、极大的带入个人情感与政治中。在官场中似乎只要与“男性”沾边事物总是被认为是正确的、积极的、有着一定的主导性，相反，有“女性”烙印，便一发不可收拾，就是错误的、消极的、从属的。

对女性主人公的塑造，看似是突出女性地位，平衡男女的性别诉求，其实从另一个角度上压抑了这种诉求。在《女同志》中旧城改造时，赵一行、刘立权两位男同志自觉的将女同志万丽排除在外，不论是大事小事都由两位男同志在争夺、商量。正如文中描述的女同志们带着自身的“软心肠”互相之间总是争不起来，但是女同志依旧柔弱的处在男同事之间，便被男同志们一次次无情的打压。在官场中男性权利被不自觉的放大，男性理所应当的“受用”无形中高出的那一股权利。其实当女性问题置于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和权利结构中时，便不自觉的凸显出女性权利的被隔绝、被忽视、被压迫，如此一来，女权更加弱化。

男性在官场中的权利更得以凸显，并不是女性不去努力，而是男性自我认为占据主导地位，并将这种思想无形的传达。这种思想的延伸和传播，便会带来对女性维权、护权和用权的制约，而这正是女性在政治生活的一个无奈的体现。文中耿志军作为一个房产公司的副总，对于比自己官大一级的万丽也无所顾忌，反驳万丽的想法，争执地产的分配，不把女同志放在眼中。甚至走时摔下一句“凶什么凶，一个女人！”[6](P302)他吼出了官场中男性的声音，将女性权利、地位不自觉的压低。男性自认为官场是他们的，当女人来到他们的地盘，必须付出比男性更多地东西，牺牲更大的利益。即使站稳了脚跟，男人们还得补充一句“这是我的地盘”。这种现实的角色意识也让女性在政治官场中步步维艰，而男性的主导官场的意识鼓弄着自己的思想对女性的压制甚或忽略。在以耿志军为代表的男性眼中，即使是自己的领导，只要是女人就得回归家庭，不论多么雄才大略，大权在握，女人注定被排斥。官场也默认了这样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以及男女之间种种定式，男性作为主导者，女性作为被主导者，这样的思想顽疾根深蒂固，顺其自然的流淌在官场的各个角落，让人欲罢不能，欲言又止。

小说结尾时强调市里缺一位女副市长，万丽也成了候选人。只是因为没有女性，所以男性的领导班子要求加入女性，这明显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男性和女性实际上在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社会制度把男性和女性的所作所为“规定”出一个范畴，对两性的行为产生不同的要求和期望。在这个男权当道的官场，女性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才能挤身官场，逐渐瓦解由来已久的男权影响，在不平等中寻找平等，而这样的奋斗谈何容易，女性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身心俱疲只为打破男性的压制，让官场的生态更加和谐和自然。文献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