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这些微弱的美好下，我们却更多地看到了社会的黑暗，现实的残酷和底层人物生活的艰难，导致了一出出悲剧的发生，他的文学作品中在各方面都体现出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二）小说主题的研究

   刘庆邦的小说情感倾向总是偏向于悲剧的，他总是用着底层小人物的眼光在看待这个 世界。鲁迅先生曾这样一句话总结过悲剧：“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美的东西是藏在丑陋之后的，只有劈开丑陋的面容，美才得以显现。

1、物质性悲剧

   刘庆邦小说中的悲剧大部分都源于生存，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在寻求生机，哪怕是苟延残喘的生活，由此物质性悲剧展开。《神木》中的唐朝阳和宋金明为钱干上了“找点子”的勾当，他们因为钱，双手沾满了鲜血，最后直接导致了他们用鲜血收场。元清平因为需要钱轻信陌路人，实属生活的无奈，而他因此的这份委曲求全也暗示了他悲剧的命运。而他的儿子元凤鸣，也因为钱背井离乡，离开了母亲和妹妹，差点踏上了他父亲的道路。即使幸运的他躲过一劫，在离开的煤矿的同时，他再一次陷入迷茫。“元凤鸣背着铺盖卷儿和书包，在一道荒路茫茫的土梁上走得很犹豫。既没找到父亲，又没挣到钱，他不想回家。可不回家又到哪里去呢？”[4]（p214）故事的一切起因都皆起源物质匮乏，是人们追求物质的欲望一次次的酿成场场悲剧，再一次证明，有因必有果。

2、精神性悲剧

   年代决定着人物的生活条件，同时也掌控着他们的思想。人们总是有着这样一种病态心理，越是得不到的，缺失性的东西，越是渴求，不惜一切的追求它，这导致了精神性悲剧的到来。《到城里去》的宋家银为了成为工人阶级的家属，更是嫁给了一个她不爱的人，她用自己一生的幸福去维系着一个虚无的身份，她一生向往城市，希望能够得到“城市人”这一肯定，她寄希望与其丈夫，儿女，最终仍旧因丈夫被扣留，儿子离家出走落寞收场，不得不发出“城市是城市人的”感慨。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对于城市已经是偏执，现实于她已然不重要，她始终沉浸在那个她创造的美好世界里，这注定她的人生会是一场悲剧。

   对于刘庆邦的创作，学者们主要针对他作品的题材和主题做过了许多研究，但对其悲剧色彩的多样性有着一定的缺失。为此，笔者做了以下的研究。

二 悲剧性的体现

（一）人性与良知的流失

刘庆邦笔下的每一个人物，无疑都是渺小的，卑微的。面对生存，他们只能去卑躬屈膝。但是，他们的内心往往都是强大的，他们并不屈服于这样的现实。在浑噩的现实环境下，苦难的压迫，美好人性与罪恶细胞从此开始了斗争，造成了人性与良知的逐步流失。

在《红煤》中的宋长玉，他有着满腔热血，急于出人头地，改变家庭的贫穷的现状，但现实却总在不停地打压他，高考落榜，成为煤矿厂的农民轮换工，受冤被厂开除，到最后的有家归不得，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其实从一开始，他只是想从一个农民轮换工转正，成为一名国家正式工，这对他及他的整个家族而言，都将会是一个比得上任何财富的荣耀。通往成功的道路是需要时间和自己不断努力的，但他又太过渴望成功，他开始寻求捷径，决定追求唐厂长的女儿唐丽华，但最终还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的这个计划反而让他失去了这份工作，成为了他人生中的耻辱。一个原本积极向上只是带有一些小私心的年青人，逐渐转变成了一个虚伪贪婪的人。是仇恨和丑陋的现实，让他开始逐渐迷失自我，开始失去他的人性与良知，俗话说“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在这个社会里，所有人都在向上爬，宋长玉想要转正，却苦于没有关系，最后只能攀附唐丽华；唐丽华的父亲为了向上爬，将自己的女儿送给矿务局团委副元金年，一级攀一级，整个社会在阶级统治下充满了腐朽的味道。在这些浮华的背后，又总能想到这样的一幅幅画面，宋长玉老家的人们还在过着贫苦的日子，他的父母还住着可能风一刮就会吹倒的房子，家中没有雨伞，遇到紧急情况他的母亲还必须求人借伞。宋长玉本是美好的，是阳光的，对生命本身充满希望，他想用他的努力逐步地筑起自己的人生，他想象自己的人生是灿烂的，对于他而言，名比钱、权重要很多，他想要的是扬眉吐气，这也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所有底层人民的所想所愿，他们身处农村，被穷困所折磨，他们想过上安康的日子，他们想改善生活，但总是遭现实无情打压，社会上，钱权拥有者，只会官商勾结，变得更富有，生活压根连一个机会都没有给他们，残酷的现实将他们的美好人性一点一点抹灭，他们开始学会狡诈，学会贪婪，变得冷漠、虚伪，社会更是开始从上至下的腐烂。同样地，《到城里去》中的宋家银，她是个生长在农村的女性，但她也没有逃过这场社会变革下的虚荣，当社会转型，“实际之交的中国正由一个传统中国转型为一个现代中国，由一个乡村中国转型为一个都市中国” [5](p35)，工业化的崛起，工人阶级的出现，农民阶级正在渐渐衰弱。她开始对工人阶级产生憧憬，她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无法改变，于是，她便将这份渴望寄予她的丈夫和子女。她因为杨成方内心充满了自豪感，即便她的内心是深深嫌弃这个丈夫的，她没有为这个家做过一顿过得去的饭菜，她没有为婆家尽上一点心力，宁愿花大价钱买了辆自行车摆放在家门口，她为杨成方买了块手表，却不是为了看时间，只是因为工人阶级都要有，这样能够将自己与农民区分开来。杨成方失业了，他将丈夫活生生的赶出门去，赶他出去赚钱，为的只是保住她工人阶级家属的身份。杨成方在北京拾荒为生，直至被抓，她将他救回后，她仍是不能放下面子，继续摆弄着她的虚荣心。“车尔尼雪夫斯基曾说：‘悲剧是人的苦难或死亡，这种苦难或死亡即使不显出任何无限强大与不可战胜的力量，也已经完全足够使我们充满恐怖与同情。’”[6]在这场苦难下，宋长玉与宋家银他们两个可以说是底层人物中的典型人物，他们的自尊心极强，在名利钱权的诱惑下，他们终究没能守住自己的人性与良知，造成了他们的命运悲剧。文献综述